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1865—1942）是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奠基性学者之一，出生于上总国长柄郡长谷村（今千叶县茂原市），1890 年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后任学习院教授，并于 1904 年起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1 年成为专任教授，1925 年退休。他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中国史、朝鲜史、满洲史、蒙古史、西域史、中亚史以及日本古代史，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由传统汉学向现代历史学转型的重要人物。白鸟重视文献考证、语言材料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对中国上古史的尧、舜、禹等传统人物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其相关研究推动了日本近代疑古史学的发展。他尤其重视朝鲜与满洲古代史，著有《檀君考》《朝鲜古代诸国名称考》《朝鲜古代地名考》《朝鲜古代王号考》《汉的朝鲜四郡疆域考》等，后汇编为《白鸟库吉全集》中的《朝鲜史研究》。 白鸟在日俄战争以后积极推动“满鲜史”（満鮮史）研究，将满洲与朝鲜半岛视为具有整体性的历史—地理空间；这一史学框架后来成为日本近代东北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帝国扩张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受到后世东亚史学史研究的批判性讨论。 白鸟还参与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并长期参与东洋文库的创建和发展，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学科制度、研究方法和学术人才培养产生了持久影响。

《康居粟特考》

《康居粟特考》是日本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古代史与西域史的重要著作，1928 年，该研究以英文题名“A Study of Su-t’ê, or Sogdiana”刊载于《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 2 卷；中文本由傅勤家翻译，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史地小丛书》，后又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重印本。 全书的核心问题是考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康居与粟特（Sogdiana）之间的关系，尤其讨论二者的地域范围、名称来源以及历史关系。白鸟反对将汉代康居与后来文献中的粟特地区简单等同，重视通过《史记》《汉书》等汉文史籍以及不同语言的名称、读音和地理资料进行比较考证；书中重点讨论“康居与粟特之别”、康居五小王及其治所、“粟弋”与粟特名称的关系，以及粟特昭武诸国等问题。 其中对康居五小王地理位置的考辨尤其体现了白鸟的历史地理方法，他对以唐代地理知识直接解释汉代康居地名的做法提出质疑，并主张将康居与粟特作为需要分别考察的历史实体。后世研究对康居与粟特的关系仍存在不同解释，一部分研究倾向于将二者联系起来，另一部分则强调二者的区别，白鸟的《康居粟特考》是后一研究传统的重要代表。 由于白鸟写作时现代粟特语文献学、考古学和中亚出土文书研究尚未充分发展，书中的部分具体历史地理判断已需要结合后来的材料重新审视；但其通过文献、语言和历史地理考证研究康居与粟特关系的做法，对 20 世纪日本及中国的西域史、民族史和中亚史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现代粟特史研究仍将白鸟关于“粟弋”及 Sogdiana 名称的考证视为这一领域早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樂越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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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西来说

三宅米吉是英国学者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坚定支持者，认为中国文化“非所谓圣人之发明，必由他国输入而来。”这种思想必然影响到白鸟库吉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对此，我们赞同孙江的观点：“关于‘尧舜禹抹杀论’这段公案，一般将其置于‘疑古’语境来探讨，其实这场争论背后还有‘西来说’的影子。”（link）

日本儒教

白鸟库吉在《日本儒教的顺应性》一文中指出，日本文化中很多优良品质都源自儒教，儒教比佛教更早地进入日本，对日本的影响如很大，“儒教”中的尽忠尽孝、父母孝，兄弟亲，夫妇和，朋友信等思想对日本民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日本民族也具有这些优良美德。（link）

人类文化三个阶段

在《支那上代史》中，白鸟库吉将人类文化分成三个阶段，最初阶段叫做物神崇拜(fet-ishism)。这一时期，人类对于外界的种种事物具有与人类等同的知道情意的“活动物”的观念。第二阶段是神学理论(theologism)。这一阶段，人类开始观察外界事物，能够概括期中普遍具有的属性，创造抽象的概念，而且人类在自我意识中能够脱离物质，任意地处理抽象的概念。第三阶段是实证哲学(positivism)。这一阶段，人类能够达到外界经验和内心经验世界的统一，期待消除矛盾。（link）

汉文化在第一阶段

白鸟库吉把中国的汉文化定位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最低级阶段，中国人对尧舜禹的崇拜就是文化发展中最初的物神崇拜的表现。中国人重视“人”，注重“道德”等这些白鸟库吉一直强调的所谓汉文化的精华都被归为“活动物”的“知情意”的结果，其思想仅限于现实的世界，没有更深刻的对于未来的想象，缺乏概括力，想象力。想象现实社会之外的光明的未来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进步，是需要滋养精神之后才能达到的结果，中国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中国文明的性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所以，“作诗绝不会做出所谓的优美诗句，中国人做不出雄大、美丽的诗句。建筑也不会有所谓雄伟的建筑。因为中国人的理想很低微。”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