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原名乔纳森·德莫特·斯宾塞（Jonathan Dermot Spence），是英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历史，长期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993 年获任该校斯特林历史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2004 年至 2005 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08 年退休。他出生于英国萨里郡，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59 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赴耶鲁大学深造，在中国史学家玛丽·克拉巴·赖特（Mary Clabaugh Wright）及清史专家房兆楹的指导下转向中国历史研究，1965 年获得博士学位。史景迁的研究涉及明清社会文化、帝王政治、宗教交流、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尤其擅长将档案考证、人物传记与文学性叙事结合起来，通过皇帝、官员、传教士、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具体经历，揭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之间的联系。其主要著作包括《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4）、《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1996）、《书中谋反》（Treason by the Book，2001）及《回归龙山：一个晚明人的记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2007）等。其中，《追寻现代中国》长期被英语世界大学的中国史课程采用，《王氏之死》则通过一名 17 世纪女性的命运呈现清初乡村社会的生活与秩序。史景迁还研究了利玛窦在明代中国的文化交流经历、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改造设想，以及曾静案所反映的清代皇权与政治思想控制问题。他的著作兼具学术研究的史料基础与文学叙事的可读性，对英语世界中国史的传播和公共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历史书写有时通过文献编排和有限材料重构人物形象，因此阅读时需要区分史料直接记载、作者的解释与叙事性重构。史景迁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黑文去世，享年 85 岁。
《王氏之死》（1978）
清代山东地图
郯城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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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记录的缺失
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link）
郯城状况
黄六鸿 1670 年到郯城当知县时，发现当地人民的问题是：如何在眼前这个看似崩解的世界中，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他在那年夏天就任后，即着手询问地方士绅和一般民众对于地方的看法，下面是他对众人回答的记录：
切照郯城，弹丸小邑，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舍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老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酸心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
几世纪以来，中国已发展出一套固定的格式来描述乡村的苦难。类似上述的段落，可以在许多方志和官员的回忆录中找到，而通常这些段落可能只是虚饰的修辞，没有实质的内容。但至少对郯城而言，这些描述是相当真实的。在兖州府有二十七所县城，郯城和沂州一般被认为是其中最贫困的两区：而当黄六鸿比较这两个地区时，他发现郯城显然更糟。（link）
清政府处理郯城地震
1668 年的地震过了好几个礼拜，户部的官员才来检视地震在山东中部造成的灾情，赋税减免则花了十八个月才获核可。户部的最后决定是，像这样的地震应视同严重的干旱或洪水，当地居民因此得到一年百分之三十的赋税减免，这项减免并扩及到那些已经摊付今年一部分税收的居民。鉴于本区伤亡人数的惨重，户部也建议将郯城预估的徭役总人数减少四百人。然而，郯城的地方官却不认为这是宽惠之举，因为根据他们估计，地震死亡人数中大约有一千五百位在赋役册上登记为应服徭役的壮丁。因此政府的决定意味着地方当局得另行找出一千一百位先前未登记的男性，将他们列入强迫劳动的名册中。（link）
淄川
蒲松龄生于 1640 年，大半生在淄川县城度过。淄川位于山东中部山区的北麓，南与郯城接壤。
淄川与郯城并不近，遑论接壤。
人口
郯城在 1670 年总人口约六万人，如果四个乡每一乡有一万五千人，那么每个社约有一千八百五十人，散布在十二个或更多的村落中。这些居民中，约每六人就有一个被登记为“丁”。他们介于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因而必须服徭役，或者缴付一定的税额来取代徭役。（link）
男丁数
因此，在明朝末年，郯城应服徭役的男丁原有四万零二人，这个数字在 1640 年的饥荒中，由于死亡或逃亡而减少了三千五百四十人；在 1641 年又减少二千七百三十四人——这些人都是在土匪摧毁马头镇及邻近的集镇时遇害。同年末，又因为土匪袭击后接踵而来的传染病，减少了七百九十人。所以当清军于 1643 年袭境时，县里可以服徭役的男性已降为三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人。17《县志》记载说：这场屠戮非常残忍，“十者仅存三四”；如果我们相信这则记述，用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来计算，那么攻击过后将只剩下九千八百八十一名可服徭役的男性。这个数字跟 1646 年政府分配给郯城县的九千九百二十七人的新配额相当一致。在经过清初的移民迁徙后，又因为 1668 年的地震，让这个数字进一步降到 1670 年的九千四百九十八人（然而，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地方官并不觉得这个数字真正反应了实情）。（link）
蒲松龄对女性价码的记录
当地社会为蒲松龄提供了无限的灵感之源，因为他对潜伏在肉欲关系里的各种问题都有兴趣：首先是现金交易关系，从他的各个故事里，我们可以就他对女性价码的比较评估——虽然这种评估带有相当的嘲讽——编出一个价目表：和最高级的妓女过一晚可能要花上男人十五两银子，但要永远拥有这么一位美女，却得花上一千两；二百两买一个年轻的歌女，一百两买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妾，但只要花十两，就可以买到一位丑陋、坏脾气的地方士绅的婢女做妻子；花三两，鳏寡的农民就可以买到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两给书记起草婚约，一些铜钱给媒婆，还有一两多一点给新娘的家人）。（link）
王氏之死
1672 年 1 月底的一个傍晚，两人坐在家里。任吩咐王氏帮他补衣服，她就在灯旁缝补那件外衣。外面下着雪，邻居可以看见从任家发出的灯光。40 稍晚，他们听到两个人吵架，虽然听不清楚在吵什么，但可以听到声音中的怒意。灯灭后，他们依然在听。41
王氏脱掉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子。她在小脚上穿上了一双磨损的软底红布睡鞋。她的夹衫是蓝的，还有一件白单裤。42 她把这些衣服放在草席上，她入睡时，任在一旁等待。
在世上，现在是冬天，但这里很温暖。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有人试着去采，但当船接近时，莲花就漂走了。43 她看到冬天的山上开满了花，44 房间亮得耀眼，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45
树枝伸向桌子上，叶子稀疏零落，花苞却绵密地挤在一起。花还没有开，像蝴蝶的翅膀，—只淋湿蝴蝶的翅膀，沾满了水气而垂下来，支撑花苞的根茎细如发丝。46
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漂亮，脸上的皱纹消失了，手像女孩一样的滑润，不因劳作而粗糙。47 眉毛黑黑的，像轮新月。牙齿洁白，整齐无瑕。她试着微笑，皓齿刚好露出，她检视着唇角和眼角。48
睡觉的地方，铺着像棕榈叶一样厚的毛皮，又长又软，棉被塞满了碎碎的棉花和香粉，室内充满了香味。49 男的很英俊，但看起来病恹恹的，脸上都是泪水。她抚摩他的太阳穴，掸掉他衣服上的灰尘，擦掉他眼睛里的泪水。她可以感觉到他身上受鞭打的鞭痕，而用手指轻轻地按摩着。
她解开他外袍的带子，把手伸进去。她用双手轻轻地按摩，但他痛得不能动弹。50 他胸部长了一个瘤，跟碗一样大，像从树根长出的节瘤一样，她从手腕上取下一个金手镯，压在瘤上，肉从手镯外环隆起，但是瘤的中央部分从手镯中间凸出来，她从袍子里拿出—把利刀，沿着手镯边轻轻地切着。污血喷到床上和垫子上，她从口里取出一颗红色药丸，塞入伤口中，在塞入的同时，伤口慢慢愈合。51
她累了，肢体感到娇弱沉重，双腿好像没有力量的屈张。52 但是美丽的女性仰慕她，她们聚集在她身边，额头上绑着红丝带，紫色的袍子上系着绿带。背上背着弓和箭筒，她们一直在外面打猎。53
她经过一扇扇门，一路来到院子里。54 树高得可以碰到房子的红色屋檐，院子里到处都是花。树的种子在微风中飘落，松弛的绳索吊着一个秋千。她们帮她爬上去，她直直地站在上面，伸出双手抓住绳子。她穿着—件短袖衣服，双臂闪亮，秋千的绳索从云端垂下，她的黑发蜷曲在脖子上，她用明亮的双臂向上伸展，像燕子般轻轻荡入云端。55
天空中，点缀着祥云，—艘多彩的船只向她漂近，人们都爬到船上。只有一位桨手，拿着—根短木桨，桨的末端没有宽扁的桨身，而是绕着厚实的羽毛，像—把巨大的扇子。56 桨手挥动羽毛时，一阵微风吹起，羽毛更快地移动，穿过云层。57 除了微风，没有别的声音。四周都是云层，像棉花般扑向她，软软地浮在脚下，她有一点头晕，好像依然在船上行进。她向上望去，看见群星逼近眼际。星星大小不一，大的像瓶子，小的像杯子，像荷花的种子—样，整齐地排列。下面是一片浩瀚的银海，从云层的夹缝中，她看到大小如豆子般的城市。58
在她前面是一排阶梯，阶梯像水晶一样闪亮着，她的影像映照在每一级阶梯上，像在镜子里一样。59 清澈的水流过白沙。有几座有红色窗户的小亭子，佳人在里面走动，还有一些穿着刺绣外套和红鞋的年轻男性。众人正吃着从玉碗取出的水果，并用宽一英尺的高脚杯饮酒。60 牡丹有十英尺高，山茶又高一倍。61 一位白指头的女孩弹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乐器，62 另一位用象牙拨子拨着琵琶，咏唱着哭泣的女性。63 随着乐声响起，一阵轻风吹过，鸟儿拥进院子，静静地停在树上。64
她坐在一棵高树的树根处。树干宽阔光滑，一条黄色树液流过树的中央，树叶浓密地长在纤弱的树枝上，投下深深的树荫。红花在树叶间摇曳，花落时发出宝石般的丁当声。一只鸟正在树上唱歌，羽毛是金色和绿色。它是一只奇特的鸟，尾巴跟身体一样长，它唱了一首悲凄的歌，让她想起了家。65
她穿着芳香的高鞋，快步在清晨的露水中离开，她的鞋袜因水气而显得光滑。66 树长得很浓密，但是她可以从树丛中看见高塔，墙壁是铜做的，高大的铁柱支撑着闪烁的屋顶。墙上没有门，也没有窗，但是有一些深的凹洞，紧密地排在一起，她把脚放进洞里爬上去。在里面，她感到恬静而安全。67
他跪在她旁边，不断发抖，并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68“吃掉这个。”她说，然后用赤裸的双脚把佳肴踏入土中。“在这里。”她说，他则用双手捧出夜壶供她使用。69“把这些弄干净。”她说，然后把沾满泥块的小绣花鞋拿给他。70
她把一顶女人的帽子戴在他头上，71 用她的化妆品替他化妆，把他的脸化成武士一样。有—个轻盈的棉制蹴鞠，她把它踢上天，他在后面追赶，追得满头大汗。72 球是透明的，塞满了一种发光的物质，他把它踢上去，球成发光的弧形穿过天空，像彗星一样在天空呼啸而过，落入水中，它的光在水中咕噜一声熄灭。73 然后她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塔，没有圆形墙壁支撑着闪亮的屋顶，没有森林。74 只有一个放在地上的廉价戒指，上面插着几根针，针上撑着化妆盒的盖子，全都丢弃在荆棘间。
他衣衫褴褛地站在她面前，流着鼻涕对她微笑。“俏佳人爱我吗？”他问道。他打她。群众挤近观看。他滚了—团鼻屎拿给她。“吃掉。”他说。她把鼻屎放进嘴里，试着吞下去，他大笑道：“俏佳人是爱我的。”他叫道。75 她想要回话，但满嘴塞满泥巴。76 她被钉住了，被缠在身上的蛇钉得动弹不得，77 她奋力挣扎，身体在水中踢打，她可以闻到水里的臭味，群众挤在河岸边，他们边看边笑，他们必须救她，她必须叫出来，他们不会帮她的。78
当任的双手紧紧掐着王氏的脖子时，她从床上弹了起来，但挣不掉任的手。他的双手紧紧掐在她喉咙上，并且用力跪在她肚子上，压住不让她动。她的双腿奋力踢打，把睡垫都踢成稀烂，她的内脏也裂开了，她的双脚把垫子下面的稻草也蹬裂了，但他一直不松手。王氏死时，邻居们没有一个听到一点异声。79
郯城依然下着雪。任抱起老婆的尸体，用她的蓝色夹衫包着她的肩膀。他打开门，抱着她穿过森林，朝邻居高家走去。他是这样计划的：她死后，他会把她的尸体带到高某住处，留在门前，他会说她一直和高某有奸情，而高杀了她。这番说词听起来蛮合理的：她已经跑过一次，而高是一个暴躁易怒的人。两个人可以乘任某外出工作时，每天在一起调情。
但是任永远没有带着王氏走到高家。当他穿过黑暗的树林时，一只狗叫了起来。躲在门楼下的更夫鸣锣示警，亮起一阵光。任把尸体丢在雪中等候。没人前来查看。光灭了，一切又恢复寂静。他把王氏留在原地，回到空荡荡的家，锁上门，上床睡去。80
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link）
研究
史料运用
史景迁能够根据不多的材料，重构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了其运用资料的高度技巧。此外，史景迁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也许，人们会批评作者把蒲松龄的鬼怪故事用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有失严谨，但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县很近的淄博，小说中虽然不是直接地描写郯城县，但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史景迁能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建构出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下层人民的经历，以及一个普通女人的悲剧，这种方法和思维是非常独特的。我将这本书作为课堂的必读书，目的在于开阔学生们的思维——怎样使用史料，怎样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进行课题的研究。（link）
“碎片化”转向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 1970 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但也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为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link）
史景迁与房兆楹
他写这些书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不过最先写的那本《曹寅与康熙》是他的博士论文，那段经历我不知道，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当年芮玛丽叫他跟房兆楹读书。芮玛丽原来研究欧洲思想史，后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儒家，她觉得虽然自己在中国大陆待过很长时间，但是体会不够，所以当时叫史景迁跟房兆楹、杜联喆读书。“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房兆楹当年在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link）
史景迁写书方式
他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一个计划，有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就会开辟另外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也是他的书房——最多的时候是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时到那个书房。当然他还是很专注地一本本写完。比如写《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他会把这些资料弄到另外一个书房里，等到前一本写完后，再全力把后一本写完。
从《康熙》到《王氏之死》，跳跃好像很大，这是为什么？跟他教书有关。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而且由学生随便选——美国学生大三开始的时候要选专业，前两年可以随便选。我当时上课时，他大概有 60 多个学生，过了十年我再回去，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 700 多个。他说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得要 20 个助教改卷子。他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这个演讲他准备得很充分，《王氏之死》的写作就是从他讲清朝初年社会的情况开始的。他通过一个法律案件，配合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以及其他很多资料，讲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他从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知道得也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了一本书。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link）
史景迁反对司马迁的道德史学倾向
史景迁认为自己与司马迁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那种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史景迁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
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被孔子或者原始儒家极端强化和固化的历史学的道德批判情怀。《春秋》开始的历史学就是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恰恰是突破了这种道德批判的历史学的形成，但是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link）
让著作的结构呈现道德环境
史景迁：《史记》的故事是如此地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一种效果。
卢汉超：您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景迁：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对此坚持不懈。我是说，司马迁喜欢在章节结束时做一种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我并不这样做。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link）
史景迁看重《王氏之死》
史景迁说，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最低的期望是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这个学生读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但是这其实不是他自己最期望听见的读者反映，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link）
史景迁的理想读者
第一要紧的是保证你的书始终在重印，随时能够买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的底线是保证美国的学校里始终有人在读《王氏之死》，然后——尽管并不一定总有这样的结果——如果读书人说“我想读这位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那当然就更好了。但我更愿意他们说“现在我真的希望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如果他们能提出这样的想法，就真的会令我很激动了。有的时候，那些处在决策位置的人读了我的书，很喜欢。但我们谈的并不是美国政策的具体细节，而更多的是洪秀全如何思考此，王氏如何思考彼，曹寅等对国家持有何种态度等等。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link）
文史不分家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您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但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您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汉超：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景迁：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link）
史景迁的自我评价
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的老师，而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师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我所做的主要是教学，总是尽力用我的智慧去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从来不期望创建一个学派，如康熙学派或雍正学派之类。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但就政策实施而言，这样做的结果难以判断，因为我的书最终可能会使读者对中国抱有同情感，也可能抱有敌意。我总是力求创造一种行文上的平衡。你当然没有必要总是在做道德评判。你做的是一种风格评判（a stylistic judgment）。（link）
史景迁与疏离理论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系列用哈贝马斯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anonymous）的方法把它运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氏之死”产生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汉超：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景迁：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套理论，我是准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的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的运用。（link）
史景迁的教学
卢汉超：您大约不把自己看作主要是一个社会史学家。但您的著作中有不少对社会史有贡献的内容，您也对您所说的“社会的力量”的理解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果说费正清和他那一代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不表示特别的同情”，从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还是成了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主流。譬如说，耶鲁大学从 70 年代起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社会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彭慕兰（Ken Pomeranz）……
史景迁：他们都是研究面很广的历史学家。这并不是我加之于他们的。我在教学中优先于理论的一点是，如果一篇论文的初稿有一些细节的话，我会说：“这非常有意思！”例如，这或许是高家龙第一次用广告做研究。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些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香烟牌子，他应该用作研究吗？当时我们一般还不习惯把香烟牌子当作史料。但是我说：“这非常有意思！”当韩书瑞开始发现被捕的白莲教徒的案宗时，我们曾一起讨论过，并不是讨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细节。我说：“这告诉了我们人类精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会冒着一切危险抵抗国家政权。”这些小小的细节组成了人类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细节弃之不顾，而是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并由此组成一幅关于社会是怎样运行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图景。彭慕兰在他的《腹地的构建》一书中也是如此。书中有描述人们坐在田沟上防灾的情景，读者能由此进入到一个赤贫的农民的世界：虽然庄稼几乎全死了，人们还愿意雇人守田。这是关于农业社会坚韧性的极具洞察力的报告。（link）
读书会的相关思考
- 蒙塔尤
《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讲述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 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和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 14 世纪法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