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敲碎打——读《文学理论入门》

零敲碎打——读《文学理论入门》

就像导游带领游客游览自己的村落一样，乔纳森·卡勒也将这样带领我们，“理论”这个大概念就像村落，“学派”正是各户人家，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而不是概述各个学派，正如导游并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介绍各户人家之间的恩怨情仇上，而应该介绍村落中重大的节日，以此来展现整个村落独特的生存状态。在最开始，乔纳森·卡勒讨论了理论是什么，他总结了关于理论的四个特点。

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学科的作用的话语。这颇像一句古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正如那种话语，将春色跨越了学科之墙，也构成了对墙外冬色的挑战。

第二，理论是分析和推测，而且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它还应该包含一定的错综性。这颇像一句古诗：“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理论就如根据雪上的痕迹进行分析和推测，试图找到痕迹中包含了些什么，不能只是推测出那是一道痕迹，而应该推测出那是一种鸟的爪痕，或者更进一步，这种鸟就是鸿，甚至能够说出鸿是往西飞了还是往东飞了，这些确实又很像侦探所做的事，但一件案子的真相只有一个，而理论却很难证实或推翻，正如诗中所言，“鸿飞那复计东西”呢？

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这颇像一句古诗：“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不管常识是否曾是理论，它必然是被推的前浪，而理论则是推着前浪的后浪，但后浪也只是更后浪的前浪罢了。乔纳森·卡勒举了两个例子作为说明，一个是福柯，一个是德里达。福柯认为，“性”是由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建构起来的，这些话语把性描述为先于其本身而存在的东西。好比圣诞老人之于父母的意志，在小孩看来，圣诞老人在袜子中送的礼物是由自己许愿得来的，是来自父母以外的东西，和父母无关，甚至和父母的意志形成了对立，但这种假设的对立只不过是一种串通一气的关系：正是父母的意志使圣诞老人——与他们表面上无关的东西——成为真实的存在。当这种相互依赖变成了相互对立，就达到了掩盖无处不在的父母的意志的目的。所以，看起来父母的意志是有限的，全然不是无与伦比的（圣诞老人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事实上父母的意志无处不在。德里达通过卢梭的《忏悔录》讨论了写作，常识认为事物的补充物是对于事物本体的附庸，但德里达认为补充物激起的正是它们所延宕的事物的存在感。这有点像绘画接龙游戏，比如题目是“马桶”，第一个人就要在纸上画一个马桶，然后给第二个人看，第二个人根据第一个人的画，去推测题目是什么，然后在纸上画下来，给第三个人看，以此类推，最后一个人则需要根据前一个人的画，来推测题目是什么，并说出答案，游戏的胜负由此产生。在游戏的过程中，每一张画激起的是看画的玩家对于原物的感觉，而每一张画又是上一张画所延宕而来的，这些画越是向玩家强调题目中的事物在场的重要性，就越会显出中间物的不可或缺性，这些画就是中间物。对于德里达来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当我们认为我们脱离开符号和文本，得到事实本身时，发现的只是更多的文本、符号和没有终结的补充物链条，这有点像查字典，每一个字都由一堆文本解释，而这些文本也是由字组成的，我们去查这些字，又会得到一堆解释性的文本，如果我们善于刨根问底，那么我们将在字典里永远查下去。

第四，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这颇像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恰恰相反，理论虽在山中，却能够识得真面目。因为理论就是山，理论在山中，那么山也在理论之中。

这些特点让理论变得永无止境，理论的不可控性让人们抵制理论。这颇像一句古诗：“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理论像人一样一代一代地更新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理论也像江月一样年年不变，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它的“永无止境”。

接着乔纳森·卡勒讨论了文学是什么，令人们对文学的定义产生困扰的原因是所谓的“文学性”并非是文学的标准了，在非文学现象中也会有文学性。这似乎是一个伦理问题，就像克隆技术的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样，究竟什么是文学？究竟什么是人？以前十分清晰的定义现在不十分有效了，生物学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伦理的问题。例如，使历史清晰可知的模式也就是文学叙述的模式，所以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变得越发错综复杂，但正如海豚和鱼类都有鳍以及流线型的体型一样，这种相似性或许只是进化中的趋同演化，而不涉及本质的区分。但文学并不是生物学的简单分类，找到一个本质的特征很难，文学作品内部的区别往往很大，就比如说同为餐具，汤勺和碗的差异很大，汤勺反而像挖耳勺或者铲子。乔纳森·卡勒说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我觉得同理，文学也像餐具，每个民族对于餐具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外国人觉得筷子就是两根棍子，中国人觉得刀只是厨具，而不能用来吃饭，但在用餐中，它们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了餐具，考古发现的簋簠觚爵等餐具早已不用，文学和餐具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文学以文本的方式存在，有时候，研读对象具有成为文学作品的特点，当语言脱离了其他语境，超越了其他目的时，它就可以被解读成文学，就像没有谜底的谜语，当我们不再去猜测谜底时，谜语本身就具有了独立性。有时候，是文学语境是我们把文本看做文学作品，乔纳森·卡勒为此以“超保护的合作原则”来解释，就像切西瓜，一般切成方便食用的形状就可以了，但文学似乎是在西瓜上雕刻，普通的吃瓜者就很难与西瓜合作了，一旦合作，那么合作的原则就是“超保护的”，吃瓜者可以忍受明显和食用西瓜无关的雕刻，而不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们既可以把文学理解成具有某种特点的语言，也可以把文学看做某种关注的结果。就像儿子一样，有亲生子和养子的区别，亲生子本身与父亲具有血缘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特点，而养子没有血缘关系，只是被父亲当做儿子来关注。

乔纳森·卡勒也试图从文学的功能上去定义文学，但得到的仍然是矛盾，具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群体性和非群体性的矛盾，自由主体和社会制约的矛盾，意识形态性和反意识形态性的矛盾，介入与反介入的矛盾，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文学就像是一个几何图形，它可以某种东西的抽象，它也可以就是一个具体的几何图形，它可以被看做任何包括相互矛盾的物体。文学是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它想表达某种东西，但却只能是个几何图形。

如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对文学理论造成了困扰，但就像人类学家去研究动物一样，两种研究的交融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就像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一样有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研究存在与两个因素的张力之中，一种是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这就像是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一方面是出走的自由，一方面这种自由来自于离家，它仍然是家的压力下的自由，而不是真的自由。

文学研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诗学的，一种是解释学的。诗学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解释学从形式开始，力图解读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意义的两个来源，就像人性的善恶一样，人的善恶究竟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至今没有定论，而文本意义的产生也在语言、语境、读者之间徘徊。

乔纳森·卡勒讨论了文学中修辞和叙述两个部分。修辞在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虽然修辞和诗学分分合合。但修辞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甚至是我们的语言本质的特征，它就像气体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却是透明的，文学的修辞只是其中有色有味的部分。诗歌只是对诗歌本身的模仿，就像舞蹈只是对人的身体四肢的模仿，这体现了诗歌的互文性，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应该作为一首诗去解读。就像包饺子一样，尽管在中国人看来，饺子更应该包猪肉、白菜等馅，但对于外国人把巧克力、糖等食物包进去的做法，也只能看做是包饺子，而不是发明一种新的称谓来指代。叙述和小说更为接近，叙述理论的根本特点是情节与表述之间的对立，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对立。就像对簿公堂，原告与被告双方共有一个情节，但对于情节的表述则各执一词，真实故事与话语之间也是颇有出入。法官的任务就是在表述中去辨析真的情节，但文学中的叙述无法完全还原，它是虚构的，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试着借白天这个词的光去种葡萄，但我们可以试着借白天这个词的光去种葡萄这个词。

文学是一种述行言语，与之相对的是述愿言语。述愿言语发表一个声明，描述一种状况，它有真实与否的区别，述行言语没有真实与否，而是在完成许诺的行为，言语本身即行动。这就像跑道和跑步机的区别，述愿言语就像跑道，它总有一个起点和终点，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过程，述行言语就像跑步机，没有一个终点，而是在于跑的行为。但跑步机和跑道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在跑道上跑步也可以纯粹只为了跑，而跑步机也有记录跑步里程的功能。文学更像跑步机，它把跑直接呈现出来，它重新创造了跑。述行言语的创造性带来了身份认同的疑惑，我们作为主体是先在的还是被文学这种述行言语所创造的，我们是不是木偶一样在行动？我们木偶一样被操纵着创造了文学，而文学作为述行言语反过来创造我们，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乔纳森·卡勒在最后写到：理论问题不会有和谐的答案。这本书有终结，但理论是不会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