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题目便已好看，硬。若译成“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便了无生气，一哂而已。我以为，对于论著，非看字面不可。独取其议论，或有成就，总失其真。批评也是文学，真的文学，偏偏就在于一屑感触，常人每欲宏斯奥义，是凿冰而求火，往往不到。所以我不愿强作解人，任其拗捩欹斜，不成点画，只以求大雨之初收，大雪之初霁。

鲁迅作此文时，二十六岁，距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还有十年。十年的时间亦短亦长，其间的“回心”，颇可玩味。这时候的鲁迅，读来真有别样的感觉，若只读如“早期的鲁迅”，便读杀他了，但无论如何开卷掩卷，只是一个读杀而已，不过不如此味同嚼蜡罢了。此文后来收在《坟》里了，鲁迅还是不悔这少作的。《坟·题记》里说：

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

所谓的“生凑”，是他常常的自贬，可以不必太当真。长倒是真的，这是鲁迅最长的文章，而且是文言，而且故意“做怪句子”，很不好读，所以恐怕至今有些冰冷。论者多以其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诗学”，要在一“早”字，然而文学史，向来都是“近水楼台”。我偏偏爱它的独特，可谓“孤篇横绝”，百十年来，只有这纲领在，中国却未见一摩罗诗人，也未见另一篇为之继，“其亦沉思而已夫”。鲁迅文中“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本为柏拉图《理想国》而发，用以自指其文，竟也并无不爽。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两句，一正一反，他通篇的用意暗示出来了。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鲁迅不用“言”，代以“心声”，他的文学观，暗中就给点透了。“言”有“立言”的影子，是在“文以载道”的照射下的，这道光不能透过来。尔时种人的运命，已不在于形而上的道统，“心声”便不在这层色谱上。古代的文论，都围绕着“道”，宣扬或反对，总之是自洽的，它就是那么一个天地，无限而有限，球体的表面。近代的文论，偏偏如健全的牙龈上要长出智齿：“嗟夫，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孙？”时人首要的焦虑，就在这颗智齿。古代，这焦虑是不成立的，近代，却突然成为第一等重大的问题，耐人寻味，这是中国的特产。而且鲁迅是反问，答案就是“没有”，所以顺理成章地“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了，于是从“首在审己”转到“亦必知人”。可见不是“生凑”。

那么“摩罗”就自然叙出了：“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鲁迅为何选择了“摩罗”？我们不必翻他的传记，也不必翻历史书，看下去便行了，这就是并非“生凑”之处。然而只是看下去是不行的，然而我们还是看下去：“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鲁迅的绝望从这里开始，这时这里是希望的，摩罗的合理性不是完美了么？所以“顾裴伦修黎，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凡其同人，实亦不必口摩罗宗，苟在人间，必有如是。”他绝不判断道德价值，摩罗是无道德的，鲁迅可谓把人世看透了，浑然就是十年后的鲁迅。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从政治说起，由科学而文学，本是危险的，然而这里却有它的历史逻辑，非有不可，所以《摩罗诗力说》便成孤篇，我们也不必提前叹息，也不必滞后叹息。于是中国政教与文学的对立便在这里了：“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这句是通篇之要论，可以说到文学本质上去，但我以为这里的诗是有条件的，这是我读《摩罗诗力说》所带有的情感。

政治上的平和固然可喜，精神上的平和却又可悲，历史把二者压缩在一起了：

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鲁迅将“诗言志”与“诗缘情”熔炼为一，都是“范”，非有超民族的比较的眼光，不能为之，研究者所重者也在于此。鲁迅是不讲方法的，他只求本质，似其文风，一针见血。“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这倒是废话，否则不会写这文章了，并且，因为这是近代才成立的问题。鲁迅是在传统文论的源流中的，姿态难以模仿，他有“反骨”，但肌肉却是“正”的，传统这天体的引力非是个人之力能够逃逸的，而真须逃逸吗？这种扑所迷离啊：

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析者。东方恶习，尽此数言。

其神思之澡雪，既至异于常人，则旷观天然，自感神閟，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

但却可以极自然地知道鲁迅比较眼光下的新变，不在方法上，而在方向上，力是一种矢量，“诗力”亦是如此。至于这方向便不言而喻了，这方向是新的，是原来的自洽的天地所无法涵括的。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突然转到了“纯文学”，“兴感怡悦”，那是我们熟悉的字眼了，但用意不在论纯文学，最后归结到“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是欲以从文学的“不用之用”中剥除道德的实用论，而与全篇貌合神离，即使“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力”非“纯文学”，也确乎有“生凑”之嫌了。

但若只谈及方向便不足，还需要方法。这与鲁迅并不矛盾，因他的《摩罗诗力说》主张的便是行动的美学，方法自然是其要素，所以“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拿坡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便不足为怪，而他所讨论的诗的条件，便和常人有异了。尼采的“超人说”可见一斑，而“个人主义”之外，我们还看得见他的“人道主义”，两者绵延其一生，已成公论。裴伦对希腊人“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来尔孟多夫所赋“汝侪朝人，天才自由之屠伯”，天才与国人之关系，亦是“摩罗诗力说”之肯綮，鲁迅另有《未有天才之前》，更为申明。“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鲁迅未来的呐喊，也还是关于“精神界之战士”，其“贵矣”之处，不只在如天才般的稀有，也在国人的“旧染既深”，成为天才的“屠伯”。“超人”与“庸人”，二者另有统一，此为鲁迅之矛盾，而就《摩罗诗力说》言之，对于转型的诗学，却又是矛盾的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