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可能：谈韩东的诗

写作的可能：谈韩东的诗——以《有关大雁塔》为例

摘要：韩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诗歌创作，展示了朦胧诗在转变之处的多种可能，本文以他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为例，谈及韩东诗歌的“崇高到世俗的可能”、“语义到语感的可能”、“主体到客体的可能”、“肯定到否定的可能”，并对韩东的诗歌困境提出了思考：在写作的开拓之后的自我重复。

关键词：韩东；诗学；后朦胧诗；

引言

韩东在《写给<他们>》中说：

“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1]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写作可能，所以这句话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说。韩东这句话，是不是就在强调“什么也没有说”的“说”？在韩东关于“他们”的其他理论中，我们能够找到这种“可能”的多维度的对应：

a.回到诗歌本身；b.回到个人；c.回到为自己或为艺术为上帝的写作。^[2]

当然更为本质的是在韩东的诗歌文本中，被无数次讨论的《有关大雁塔》，仍然启示了我们对于“可能”的思考：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一、崇高到世俗的可能

伴随着讽刺，诗歌开启对“英雄”的消解，“回到个人”，回到对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的关注。而最明显的，就是反英雄主义、反崇高的姿态（这种姿态背后的诗学意义，我们留给后文），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只停留于口号，韩东的诗歌完成了真正的行动，诗歌不必在“崇高”的阴影中去寻求大我，它完全值得回归世俗和小我，这确乎就是韩东对当代诗歌最初的启蒙价值。但后来把韩东被归入“民间写作”的代表却是武断的，事实上，第三代诗歌的平民立场，它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提供了一种危险的幻觉，那就是诗是“平民”的。这种幻觉，可能来源于韩东“跌到高处”的哲学观念：

试图高级是一种极端的功利，高级可以达成，但必降低。
庸俗是一种解放，敢于庸俗是技巧也是智慧。^[3]

由幻觉带来的诗歌解放，自然也是一种幻觉。

二、语义到语感的可能

我们似乎隐约感觉，《有关大雁塔》以及《你见过大海》中，写作由传统的依赖理性变为依赖直觉，诗完成于声音或语境的势能中，呈现自动或半自动的状态。姑且将其称为“语感”。语义是凝固的，语感是流动的，它们的获得也是如此，那不可言传的东西很需要去仔细体会，我们不妨思考下面的问题：废名在三十年代对新诗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废名说新诗的情绪是当下的、冲动的，这和语感给我们的印象颇为相似，其中是否有所呼应？语感和口语的密切联系，是读者最容易发现的，这两者的联系应该属于内在而不仅属于外在，语感恢复了口语写作的活力，但口语最初的矫枉过正，如今已经变本加厉，如陈仲义所言：由语感引起的口语诗运动，成为第三代一个重要的下游产品。^[4] 超越了语义的语感是瞬间的，是一次性的，韩东语感写作的成功，是否预示着重复这种成功的失败？由此，该怎样看待在韩东稍晚的作品（如《从白色的石头间穿过》《焰火》《你的手》）中对语义的回退？

在接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前验地破除上文提到的两种误解，“世俗”不等于“平民立场”，“语感”不等于“口语化”，平民立场和口语化只是韩东诗歌的“副作用”。^[5]

三、主体到客体的可能

朦胧诗的意义在于为当代诗歌找回了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高喊“我不相信”的人，它以个人的英雄主义去反抗集体的英雄主义，它急切地想把自我烙印于时代之中，“我不相信”本质上是“我相信”。后朦胧诗人拒绝这种大写的自我，试图把主体从诗歌中取消，“他们”的自我命名是耐人寻味的。《有关大雁塔》否定的英雄，是那些想要成为英雄的伪英雄，似乎在诗人心里，还隐含着对真英雄的期待，但诗的结尾：”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却把“我们”也否定掉了，最终英雄不存在，英雄的对立面也不存在，这就是对主体的取消，它并非意味着完全没有主体，而是传统诗歌中那个抒情主体被“非中心化”了，它让位于客体，让位于对诗歌语言的关注，“回到诗歌本身”。因此，诗歌的意义变得捉摸不定，我们“读不懂了”，特别是客观主义与零度写作将“反意义”发展到了极端之后。我们读不懂诗不是诗的责任，尽管诗自身的确有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后现代性，我们依然受限于二元对立的审美思维：主体与客体对立，客体依附于主体；内容与形式对立，形式依附于内容；文学与批评对立，批评依附于文学。个人与社会，消极与积极，落后与进步，是过去的意识形态为文学编造的最大的谎言，四十年代诗歌对现代性的探索被它打断，直到八十年代突然以后现代的姿态出现，不仅造成了读者的无能，也造成了批评的无能。

四、肯定到否定的可能

对于“回到诗歌本身”，韩东还有个相似的命题：“诗到语言为止”。“回到”意味着某种“离开”，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离开”的似乎是某种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崇高、隐喻、语义、主体等等，这个传统也可以找到客观对应，那就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有关大雁塔》也被解释为对朦胧诗人杨炼的《大雁塔》的反写，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更迭之迅速，是由于朦胧诗的迅速经典化，这经典化有一种被政治“收编”的倾向（张枣语），所以我们语文教材里的诗歌到朦胧诗为止。尽管最初朦胧诗竟然是以反政治的姿态出现的。但我们是通过什么“找到”了这个传统呢？韩东一开始就意识到在“他们”诗群中——

反传统观念是一致倾向，即便这个传统是为了反对的目的而臆造出来的。^[6]

可以看出韩东有着良好的诗歌自觉，他明白“传统”的生成性对于“反传统”的现成性的否定，但他似乎也知道，“传统”的生成性正是从“反传统”的现成性中确立的，只有在“反传统”中才有“传统”，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反传统”，两者是相互建构的。所以我想，对于韩东诗歌中“反传统”的关注，真的如此有效吗？

但我们确乎无法搁置这种“否定”行动，它几乎是韩东诗歌中最突出的部分，或许也就是最本质的部分。我们不无有趣地发现韩东是哲学系出身，这个“想当萨特的韩东”（于坚语）带有“存在主义式的怀疑”^[7]，韩东最初也写过朦胧诗（如《昂起不屈的头颅》），但后来弑父般地拒绝了这样的写作（这种拒绝是反叛式的拒绝，不成熟的拒绝，原因之一，就在于将“拒绝”外化于诗歌中，产生了讽刺，诗人张枣的话很有趣：“讽刺在诗歌中是一种劣等手法，是诗歌退化。讽刺是散文的工作。”当然这两种讽刺不完全相同，可是我难免产生困惑），对于“他们”时期的韩东，“回到诗歌本身”似乎是对诗的否定，诗就存在于这种否定中。我们来尝试辨析这种否定：《有关大雁塔》代表的，是哲学对诗的否定，是哲学的“虚无”对诗的取消；在零度写作中，是诗对诗的否定，是诗的“虚无”对诗的取消，诗要对抗的是自身，讽刺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了，也变得更加“元诗”。当我们这种限度来反观韩东时，韩东真的完成了他主张的“诗到语言为止”吗？1989 年之后，因为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小说，似乎连个体的自我保存欲望也断裂了，而后更多的是在诗与现实之间寻找准确的连接方式，他写于新世纪的《自我认识》中这样说：“多少年，我狼奔豕突/又回到原地/变化不大”，是否也暗示了韩东作为诗人的困惑呢？

但韩东的先锋是没有限度的，或者说，任何先锋都是没有限度的，尽管“先锋”也是一种错觉。借用小海的话，韩东已经意识到，或者任何先锋到最后都会意识到：“确立个人精神，找到自我的神祇，比反抗现存文学传统、诗歌原则和审美价值更加重要。”^[8]所以在这个时代，“先锋已死”。^[9]

韩东自我重复已经被许多人注意到^[10]，因为他一开始似乎就走到了头。自我重复究竟是特点还是缺陷，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困境却在于，这种个人写作的自我重复，已经变成了更大的文学的自我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