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
一八六〇
一八六〇年，按照中国得干支纪年法，是庚申年，中国历史在这里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三十岁的咸丰皇帝已经在龙椅上坐了十个春秋，和煦的春光正从战火连天的南方向圆明园赶来。此刻，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与法兰西国王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已经达成协议，再组联合远征军，以二十倍于去夏驻华公使卜鲁斯（William Bruce）惨败白河口时的兵力，再访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以扩大贸易，并找回白种人丢失的荣誉。英军司令额尔金勋爵（James Bruce）在给外相罗素勋爵（John Russell）的信中写到：“如果我们有心拿下第二个印度，我们可以吞并这个帝国，或许如果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我们可以帮他们改朝换代。”[1] 事实证明，这位小额尔金勋爵的话并非自大，但英国无意将此人口三倍于印度的国家的满人统治者取而代之，一八五八年的印度哗变已让日不落帝国吃尽了苦头。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种力量的角逐。一是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二是方心未艾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力量，三是通过炮舰政策闯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在一八五三到一八六〇的时间里，它们构成了一个变化莫测的三角形。
一八五六年，湖北提督兼钦差大臣向荣兵败，退守丹阳，[2]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进入全盛时期。但随之发生的杨韦之乱使洪秀全政权由鼎盛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八五八年，清军乘机重围南京，江南大营再起。
一八六〇的天京和前六年有些不同，它有了洪仁玕，这位最早加入上帝会[3]接受洪秀全洗礼的洪的表兄，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经过近一年艰辛跋涉，从位于香港的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伦敦传教会处抵达了天京。[4]两个多星期后，即受封干王，“扶朝纲”，总理政务。这位和从金田起义始已和太平天国运动分离八年的籍籍无名的基督新教徒，转瞬之间成为了操控中国半壁江山的王爷，命运之手将他推向了历史的最前沿。
根据他在香港广泛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的体会，洪仁玕写成了充满时代气息和进取精神的《资政新篇》，作为治国安邦的纲领。而相较于《资政新篇》因战事未定无法施行而有些许流于空想，干王为表兄所做的更显实际的事还是提出佯攻湖、杭，围魏救赵的计划，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
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忠王李秀成绕开清军防线，以六千奇兵破杭州城，诱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梁抽调四分之一的兵力回救。而忠王弃杭州，悄然退回天京，四月，与英王陈玉成和侍王李世贤的主力部队会合，全力攻打兵力减弱的围城官军[5]，江南大营大败，汉将张国梁逃离丹阳时溺死，满将和春服食生鸦片自杀。[6]太平军势不可挡，顺势占领江浙大部分地区。
太平天国至少在建都之初对攻占清帝国北方、西方的战略更感兴趣。由于不想得罪条约港地区的外国人，给养也很充足，因此他们把东方置于次要的战略位置，而江南大营告破，按照洪仁玕和李秀成的新谋略，下一步将进取苏常，占领上海，然后以火轮溯江而上，再分兵南下北上，夺取全面胜利。[7]六月二日，李秀成的部队来到苏州城外，城内守将开门以迎新主，这个人口两百万的园林城市被忠王和平攻克。太平军以此为根据地，进攻上海。
诚如马克思所言，“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只产生了一个效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8]其时上海已然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西方势力的大本营。西方人通过自行拟定的《土地章程》，将居留地变为租界，形成所谓的“侨民社会”。当农民起义的烈火燃到东部沿海的时候，大批江苏的避乱难民涌入上海，想要沾得外国的保护。上海租界的最高掌权者正是去年兵败大沽要塞的驻华全权代表卜鲁斯。上海道台吴煦请求卜鲁斯派军守卫上海，而忠王李秀成给英美法三国的驻华全权代表寄来密信，知会他们太平军正向上海进发，并只想拿下清廷控制的部分，对各国租界不犯秋毫，希望他们不要干涉。[9]卜鲁斯决意在内战中保持中立——这也正是英国采取的政策，但杭州被破后的惨状犹不忍耳闻，他担心上海的混乱会破坏英国人的贸易，于是下定决心保卫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县城。
早已有外国人为武力保护上海而亡命了。一八六〇年，华尔的洋枪队被上海道台吴煦吸纳，于七月以惨胜的方式攻入松江，以松江为基地招募新血，进攻青浦，被李秀成打得大败。
并不是所有洋人都对太平天国不怀好意。七月上旬，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Rdkins）和杨格非（Griffith John）一行乘小舟来到苏州，会见忠王。此前太平天国在外国人心中始终戴着神秘的面纱——虽然后来亦是如此——一八五三年开始英法美驻华公使陆续登舰溯江西上访问天京收集情报，太平军并未给这些大使留下太友善的印象，他们夷夏之防的自大和对商业的不感兴趣让西方公使吃了软钉子，这些公使研究后一致认为本国应该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静观其变。而少量的传教士深入太平天国统治区内部的被他们自认为是“探险”的活动，带给外界的只能是各种以偏概全让人莫衷一是的报道。《天津条约》签订后额尔金访问天京的活动，又引起了新一波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访问太平天国的高潮。而传教士杨格非大概是对访问结果最为满意的人，回到上海后他在《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为太平天国辩驳，描述了他们致力推翻清朝，带来和平与道德的新时代的光辉的革命形象（对于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他以正统基督教义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纠正）。[10]这在外国宗教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然而外国当局并不对此有太多的关心。
八月十七日，李秀成的先头部队进攻上海县城，却被城上的英国守军赏以猛烈的炮火。李秀成部困惑的士兵为保持“对一切外国人的友好关系”而未还击——这是洪仁玕的意志，他坚信“天父的次子”若要斩灭鞑妖，最稳当的方法就是与上海洋人建立和睦关系。然而，仅仅是通过信仰唯一的真神上帝的宗教联系，想要赢得驻扎在上海、宁波等地的英法大臣及军队的支持，似乎比满清王朝拉拢他们一向视为夷狄的洋人“借师助剿”更为困难。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的时候，英法军队从这个自称“与太平军已属一体”[11]的起义军中救下了被俘的清朝官员吴健彰，并用炮舰帮他镇压了起义。[12]信号很明确，虽伦敦方面已“决定对中国乱事不加以任何形式之干涉而左袒中国政府”，[13]而驻华大臣文翰以及其继任者卜鲁斯显然从实际利益出发做了变通。
八月十九日，法军接管县城，他们的做法更加惨无人道：为了防止太平军利用城厢的民居为掩护接近城墙，法军指挥官决定毁掉城厢。[14]当天，法军在城厢到处放火，抢劫，屠杀无辜平民。火势截断了太平军进攻城墙的路，李秀成被迫后撤，而上海城厢的大火烧了几天才熄灭——最后成为一片没有任何障碍物的焦黑的土地。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登陆北塘，进逼北京，向清廷动武之际，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攻击与清廷作对的太平军。《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一般来讲，一国人民分为两派时，外来入侵势力会倾向于和其中一方合作；但中国的政局类似澳大利亚的动物学，与所有通则背道而驰。”[15]两江总督何桂清于六月十三日上书的请求与外国议和的奏折可以对此稍作解释：“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16]这与巴夏礼（Hentry Parkes）那句直爽的话不谋而合：“对我们来说，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但是自卫的权利与义务是首要的，是无可怀疑的。”[17]
英法联军构成极为复杂，有一支部队特别奇怪，被称作 Canton Coolie Corps(广州苦力团），由三千名来自广州的中国人组成，受雇运送军需品。军需主任记载道：“他们勤奋，脾气好，似乎对北方中国人没同情心。”这些人就像他们四万万同胞的大多数一样，并不关心内战中哪一方胜利，只要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就满足了。
联军中还有一位俄国人伊格那提耶夫（Nikolai Pavlovich Ignatiev）。这年五月，伊格那提耶夫收到俄国外交部的书信，知道自己被任命为驻华公使。此前一年半他在北京，仅凭俄国全权大臣彼罗夫斯基的授意，在没有任何外交头衔的情况下和满人大臣肃顺商谈中国边界问题，这是明显的政治欺骗——但双方就《瑷珲条约》是否合法而争执不下，一直没有谈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沙俄对其未能在中国沿海获得好处而耿耿于怀，作为领土帝国主义者，沙俄确乎一直觊觎中国北方的土地，然而并不代表它对中国沿海不感兴趣，于是不怪其对于洪秀全政权的态度，恶劣到就差宣战了，伊格那提耶夫接到的那封信直言不讳地说：“用汉王朝代替清王朝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中国政府一旦将其统治重心由北京转移到南方，势必摆脱俄国的影响，而落入海上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控制中。”[18]信中还让他暂时离京，充当中国和英法间的调停人，这位年轻而狡诈的新任外交官便南下上海，极力怂恿英法联军发动战争，并跟随额尔金的远征军，希望取得新的对华影响力。正是他向额尔金透露：大沽要塞北面的北塘要塞没有设防，舰队可以在那里登陆。
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老朋友僧格林沁。这位奉命镇守大沽要塞的是蒙古王爷，因一八五五年剿灭太平天国猛将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受封科尔沁亲王，震威名于海内，奉命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当一八五九年卜鲁斯率领舰队进攻大沽口武力换约的时候，他使二十年来外国军队在中国北方的入侵遭到了唯一一次失败，而且是惨败。那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陆战队员表示，宁可重来三次巴拉克拉瓦之役的惨败，也不愿再受大沽要塞之苦。[19]
一八六〇年八月一日，在华尔从松江进攻青浦的同一天，离青浦一千多公里外的北塘河口，四百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悄然登陆[20]，十四天后，由陆路出其不意拿下了驻守着所能容纳的最大兵力的大沽要塞——在新野战武器阿姆斯特朗炮（Armstrong gun）的大显神威下，仅以伤亡三百五十多名士兵为代价。[21]八月二十七日，联军长驱直入抵达天津，直逼京城。
是时候坐下来谈判了——这也是英法联军的本意，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清廷就范，扩大通商——当联军欣喜于谈判后战争可以结束时，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两年前签订《天津条约》时那样顺利，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被发现身份不实，根本不能代表清廷签约。[22]炮艇外交先驱额尔金大为光火，宣布重新开战。
从天津北上的僧格林沁在通州集结近六万蒙古骑兵和八旗禁军，严阵以待。[23]
咸丰这时派怡亲王载桓和兵部尚书穆荫到天津和谈，以阻止额尔金向京城继续进兵。英方的首席谈判员是巴夏礼（Hentry Parkes）——在直接导致了这场战争的“亚罗号事件”发生时，他正任广州领事，极力索求清政府赔偿亚罗号损失——巴夏礼大概以为这位咸丰帝的宗室怡亲王应该比已经死于加尔各答的前两广总督叶名琛好说话，而剧情大大出乎此时正踌躇满志的巴夏礼的预料，在大军压境、间不容发之际，九月十九日，咸丰密令僧格林沁将前来通州谈判的巴夏礼一行二十六人拘禁。
英法联军立即向北京进兵，九月二十一日，联军在八里桥瓦解了僧格林沁所率的清军最后的主力，占领通州。北京门户已开。
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在圆明园同道堂吃过了他此生在京城的最后一次早饭，率一班王公大臣以及妃嫔们从圆明园仓皇出发，逃亡热河。四年之前，当太平天国北伐的兵峰直抵天津西郊时，咸丰也准备北狩“巡幸木兰”[24]，但那一次的逃命免于僧格林沁率领八旗禁军将北伐军全歼。然而这一次忠诚勇武的八旗禁军的长剑却失败于英法联军的恩菲尔德式步枪，咸丰不顾众大臣的苦谏，匆忙出逃。
由于逃得匆忙，御膳以及铺盖帐篷都未来得及准备。按正常行程，从京城到热河需要四天，然而沿途的地方官吏皆已逃走，无人就地安排这位天子饮食住宿。在抵达中间站南石槽的那天，皇帝只能以烧饼、小米粥充饥，夜间更没有被褥。
这场大逃亡走了八天，才抵达已经破败渗水的木兰行宫，咸丰以唐玄宗和唐德宗在安史之乱和泾源之乱“屡奔而存”的故事来安慰自己。他留下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在北京，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留京大臣们遥望皇帝北去的车尘，顿生无限的凄凉。
咸丰皇帝又回忆起他还只是四皇子奕詝的那天，父亲道光皇帝召他和六弟奕䜣到病榻前入对，问他们如果当上皇帝会有何作为，奕䜣便论条陈时政，提出一系列开放性政策，而他自知比不上六弟的智识才干，便示孝藏拙，伏地而哭——因为他若当上皇帝，则说明父亲已死。他因此被父皇夸为仁孝，选他来继承大统。而他已经开始怀疑先皇是否选错了人，大清国祚很可能将在他这里结束，他将以亡国之君的形象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虽然作为大清两百年来第一个从京城出逃的皇帝，他在世人眼中已然极为不光彩。咸丰未尝不愿起积弊于衰世，只是愈来愈坏的吏治官风，长久的内外交困，磨灭了咸丰振刷国内政治的锐气，咸丰开始恣情声色，“以醇酒妇人自戕”。经历了狼狈的逃难，咸丰更是一蹶不振，亲笔写了“且乐道人”一幅，悬于殿中，从此疏理政事。
这年冬天，木兰行宫的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咸丰听着殿外呼啸的北风，看着飞舞的大雪，想起了北京的皇城。
而此时的北京皇城，已非咸丰所能想象得到了。
十月六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到达圆明园，仍以为那里可以找到皇帝。[25]但那里只有留守的宫女、太监和侍卫，还有圆内无数举世无双的珍宝。联军占领了圆明园，作为临时的指挥所。一些士兵自发开始偷盗、抢劫圆内的财宝和文物，事态继而扩大，引起了几乎所有士兵的哄抢，联军指挥官难以制止，便成立了委员会，拍卖或瓜分战利品。一些中国人也乘机溜进圆内偷抢。
额尔金写到：“掠夺并破坏这样的地方实在不应该……法军以各种方式毁掉最美的丝织品、打破玉饰和瓷器，诸如此类。战争很可恨。经历战争愈多，愈是痛恨战争。”[26]
奕䜣于十月八日释放了巴夏礼以及其他人质，而二十六人中已有十五人在牢中被虐待致死，尸体遭严重损毁，仅能靠身上衣物辨认。联军群情激愤，要求严厉报复清廷。
十月十八日，之前还抱有同情心的额尔金悍然下令烧毁圆明园，以及圆明园的几个属园，包括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等处的殿阁建筑，以报复中国政府虐待战俘的不人道行为。他在前一日给恭亲王的照会里说：“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英军统帅格兰特给法国人的信里说：“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大火连烧几天几夜，“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仿佛一个长期的日蚀。”[27]那种情景恍如末日。
圆明园的毁灭令欧洲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感到惊骇，英国上下舆论哗然，支持联军做法之人寥寥无几。首相帕麦斯顿为额尔金勋爵的行为辩解，贵族院巴斯侯爵（Marquessof Bath）不留情面地予以谴责。平民院议员史卡利（Vincent Scully）表示这样野蛮破坏文物的行径无异于亚历山大大帝烧掉波斯波利斯。[28]雨果在一封信中谴责英法联军毁掉圆明园：“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还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29]
批判额尔金的那些人，就连雨果，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高喊可耻，不是为了中国的损失，而是为了艺术的损失，在他们的根本观念里，中国始终是个需要外国介入的国家。
直到一八六〇年，清廷还把大部分剿灭太平军的希望寄托于和春与张国梁所统率的江南大营，曾国藩的湘军部队，只扮演者支援的角色。而当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惨败，使咸丰不得已重用汉臣。六月，咸丰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八月，又命之为钦差大臣督办皖苏赣三省军务，大江南北的水路各军都归其节制。曾国藩的时代来临，或者说，以曾、胡、左、彭为代表的中兴汉臣的时代来临。
一八六〇年六月，曾国藩进入安徽。派胞弟曾国荃进入集贤关，围困安庆，满人统兵官多隆阿率两万骑兵进向安庆北部的桐城，对桐城围而不攻，只为防守赴援安庆的太平军。而曾国藩水师在安庆上下游数公里处的长江上设立严密的封锁线。
七月下旬，曾国藩在于安庆东南方一百多公里的祁门设立大营，那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也。”[30]曾国藩可以从容地统筹攻打安庆的调度。
十月十日，清廷来旨，让曾国藩派遣麾下最能打仗的鲍超领兵三千北援僧格林沁的八旗部队抵御英法联军。他并未遵旨照办，他心知鲍超一去，太平军很可能解安庆之围。于是奏请皇帝另择他人。这样做的意图只在于拖延安庆湘军的抽调，[31]祁门离京城一千三百公里，奏折的来去需要近一个月，可以为围攻安庆争取到更多时间。
曾国藩无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倘若鲍超真的北上，等一个月后军队抵达北京时，这位猛将只能看到圆明园哭泣的废墟，看到古老的帝国正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
十一月六日下午，曾国藩收到北方友人的来信，得知英法联军不仅侵入北京，还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伤痛之至，无可与语。”[32]八旗折戟于北方，绿营堆尸于东部，这两个帝国曾经最为强大的军力，在两个不同的敌人前，纷纷溃散逃窜，清朝的天命摇摇欲坠。而此时，曾国藩手中掌握的，是整个帝国唯一一支完整的军队。
十月二十五日，奕䜣经过与列强的谈判，签订了《北京条约》，恭亲王同意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在外国大使常驻京城，付给英法总共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赔款——这笔数目已接近国库所剩银两的八十倍。
在这次谈判中最为幸福的大概是那位俄国驻外大臣伊格那提耶夫，他不仅使 《瑷珲条约》得到确认，还与恭亲王谈成新的中俄条约，将新疆北部和黑龙江以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他的国家——这些丰硕的果实仅以调停人的角色投机得来，不费一兵一卒。中国北方的利益既得，沙俄又将目光移向了南方，主动向清廷提出“助剿”，欲派陆兵镇压在河南骚扰已久的捻军，派水兵会击太平军，并许以馈送枪炮。[33]这时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声名越来越响，法国公使也表示“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长毛，以见诚意。”[34]俄国岂能放过这个争夺中国江浙一带控制权的机会。而清廷内部对是否接受列强的故献殷勤起了犹豫和争议，没有明确的态度。
但伦敦对华的态度已然明确了，《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首相公开宣布：“现在事情已经变了。从前中英如仇敌，今则我们与清政府已有极好的关系。……如果借助我们的友好援助而能使中国内部进入正轨，商业前途将有巨大的发展……”[35]
十一月十八日，在天京住了一个多月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回到上海，他给洋人带来了一份来自天平天国政府的《宗教自由诏》，欢迎外国传教士来太平天国的国土上自由传教，修建教堂。[36]这个许诺正是额尔金通过武力刚刚从清廷得到的，而太平天国很愉快地就给了他们。然而洪秀全和洪仁玕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样做只是徒劳。以往的三角形已经开始崩塌，西方列强和清政府隐隐达成了合作，转折点已经来临，太平军将在曾、李的湘淮军和英法雇佣军的联合之下被剿灭， “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的洋兄弟，可以摇身一变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的常胜军。”[37]
注释
[1] 引于 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1857-1860，p.261.
[2] 见于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一册，第 159 页。
[3] 据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 21~ 第 35 页，“拜上帝会”并非历史名词，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应作“上帝会”。
[4] 见洪仁玕《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 413 页。
[5] 据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p.371-372.
[6] 据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p.380.
[7] 见《洪仁玕自述》。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348 页。
[9] 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 214 页。
[10] “Visit of Messrs. Edkins，John，MacGowan，and Hall，”
[11] 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12] 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13] 《太平天国》、（6），第 887 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 378 页。
[15] Notes by parkes，Paper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103.
[16] 见 A.布克斯盖夫登：《1860 年<北京条约>》，第一章。
[17] “The Adventure of Tai-ping Insurgents o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August，1860.
[18] The Times，November 16，1860.
[19] Bowlby，_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_p.62.
[20]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p.310.
[21] Mann，China，1860，p.91.
[22]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p.197.
[23]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十日与二十三日条，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 88~ 第 99 页。
[24] 见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上），第 14 页。
[25] Allgood，China War 1860，p.84.
[26]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p.361-362.
[27] 《北京的和平》，《泰晤士报》，1861 年 1 月 14 日。
[28]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February 14，1861.
[29] 见雨果作品集 Oeuvres completes: Pendant l’Exil: 1852-1870，pp.267-270.
[30] 曾国藩致李续宜函，《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卷（书札），第 5092 页。
[31]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1860 年 10 月 27 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 2419 页。
[32]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条（1860 年 11 月 6 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 3596 页。
[3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69，第 2601-2602 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5），第 231 页。
[35] A.E.Hake，Events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p.85.
[36] 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37] 《李大钊选集》，第 543 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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