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拜集》中的“酒壶”

《鲁拜集》中的“酒壶”

多情的人啊，快取过酒壶酒盏，
去到青草坪上，去到小河岸边，
世道把多少亭亭玉立的少女，
百次变为酒壶，百次变为酒盏。

这是波斯诗人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中的一首诗歌，在一种本土视野的前验感觉下，“少女”与“酒壶”的联系是怪异的。中国本土的诗歌形态，我想不会取得如此广泛的联系。固然土地带来了沉重，一种诗歌直觉上的沉重，但龚自珍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显示了另一种倾向，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这种沉重居然被唯美化和轻盈化了，尽管是“落”，尽管是“泥”，是下沉的趋势和下沉的主体，但依然属于“银河渐落晓星沉”的沉重之轻。这与本土哲学不无关系：地为坤，属阴爻，它是阴性的，阴性与轻灵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的。“少女”和“酒壶”的对举，阴性对泥土的赋义，能够勉强反映中国与波斯文化中偶然的共性，这是别话了。《易经》还有一种更为广泛接受的解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所以沉重之于土地仍是一个无可废除的特征，尽管它在中国诗歌美学上起着相反的作用。关于轻与重，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于是但我们反视《鲁拜集》中的诗歌，就不难理解“少女”变为“酒壶”的惊异了，中国诗歌的抒情性总体沿着轻的方向，而波斯诗歌的抒情性大约却有重的迹象，然而“少女”到“酒壶”这样的变化经历了一种共同想像，就如下面这首诗：

当乌云聚集，在草地的上空哭泣，
鲜红的美酒啊，怎能没有你！
这青青小草今日供我们观赏，
谁将观赏我们尸骨上的草地？

事物是怎样与土地取得信息的联络的？小草通过生，人类通过死（尸骨），生者被观赏，死者被埋葬，而观赏者与被观赏者的位置却是永恒变化的，在所有文化中，土地从来都是这种变化的桥梁与混合体，同时也是处于进行时的焦点：

从黑色大地深处到土星极点，
我们解决了万物间一切困难。
以敏锐的智慧把紧扎的绳结解开，——
每个绳结都已解开，只有死亡例外。

“黑色的大地深处”和“土星极点”都指向一种变形的土地，在广阔而沉重的空间中，死亡并非是独立的，它与生紧密扣合，生死的循坏才能构成完整的绳结，这是一种共有的古老哲学。而在中国诗歌里，死亡一直处于全称，它一直有一种涵括一切的愿望，而《鲁拜集》的死亡是特称的，它急剧地收拢于自身，所以具有更加黑暗的诗域，“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它属于沉重的部分。这种具体性继续扩大，才完成了令人惊异的一转，尸骨与泥土的联系被接入从泥土到陶器的锁链：

这精致美丽的酒杯呀，
被打成碎片抛在大路。
当心啊！莫残忍地踩踏，
因为那本是我们的尸骨。

“酒罐”、“酒壶”、“酒杯”，在波斯的陶业文化中，与泥土的关联度被独特地增强，所以一种新奇的体会在我们心中荡漾着，尽管对于其本文化的读者而言可能自然而然，对于这种想象的接受程度当然和诗歌文化语境有关，然而在文本层面上依然是值得分析的：

美人啊，为了安抚我们的心快拿来酒坛！
以你的美貌消除我们心头的磨难。
让我们共同举杯畅饮，——
直到我们的尸骨被做成酒罐。

这里可以看出波斯诗歌或者海亚姆诗歌的一种独特的悖论，生享用着死，现实预言着未来，人类挥霍着自身，酒罐是我们的尸骨，带给人类快感的，正是必然的痛苦，生存的欢乐被死亡的忧虑所承接。这样的死亡哲学有着漩涡一般的吸引力，现实与幻想被巧妙地混淆，生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诗人的精神具有清醒和混沌的两面性，有如著名的“庄周梦蝶”，这两种相似的哲学隐喻，却有着相反的方向，“蝶”无可否认是轻逸的代表，而“酒罐”则沉淀着泥土的沉重。然而，在《鲁拜集》中，也有并未借助泥土进行的跳跃：

当死神的脚掌踏在我的头顶上，
我如同鸟儿，羽毛被它的魔爪拔光。
怜悯吧，请把我的骨头制成酒杯，——
或许我会复苏，一旦闻到酒的芳香。

古时有以敌方首领的头颅作为酒器的现象，这或许被移植到诗歌中。这种文化的起源恐怕是远古交感巫术的变化，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了这种巫术思维，他认为原始巫术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相似律”为基础的“顺势巫术”或“模仿巫术”，在这种巫术中，巫师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另一种是以“接触律”为基础的“接触巫术”，施行这一巫术也就是通过曾为某人接触过的物体而对其本人施加影响。弗雷泽把上述两种巫术统称为“交感巫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即认为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就可以使物体不受时空限制而相互作用。从“骨头”直接到“酒杯”，它所触及的不仅仅是对酒的狂热，而是狂热背后的冷静，生者从死者的死亡中获取了类似于巫术的关于生命的神秘意义，它让诗歌具有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诗性，这种诗性正是海亚姆所追求的重量。

前面的文字探讨了从“少女”到“酒壶”的变化，其实触及的是从“人”到“陶器”的朦胧，还有一层朦胧不得不提到，海亚姆将“人”具体为“少女”，将“陶器”具体为酒壶，特别是后者所带来的诗性叠加是不可忽略的。

酒是红宝石，酒罐是宝石矿井，
高脚杯是躯体，而酒则是心灵。
荡漾着美酒微小的水晶杯，
是隐藏葡萄蔓血液的眼泪。

这里海亚姆似乎在故意提醒我们，酒杯与身体的物质循环，也恰恰象征酒与心灵的精神循环，这种内在的循环有时被节制在诗歌文本的内部，有时被裸呈于文字间，所以《鲁拜集》的所有诗歌基本构成了互补和潜在的对话：

当淡青色的早晨降临，
应把透明的美酒畅饮！
人们都说酒味苦涩，——
因而酒应是真理的化身。

在《鲁拜集》中，酒成为精神的外化，而不仅仅成为享乐主义的物质媒介，由此，酒的轻盈往往被酒罐的沉重所代替。海亚姆对于酒的态度是明显的，虽然如这些诗句：

畅饮美酒和追逐风流，
总比虚伪的禁欲主义要强；
假如嗜酒者该下地狱，
请告诉我谁上天堂？

饮酒吧，它会使你把自身遗忘，
能使险恶的敌人鲜血流淌。
清醒有何益？只能把你那颗
苦思生命终结的心儿刺伤。

带有享乐主义色彩，但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整合，一种生命哲学的消极释放。而且，酒罐并非纯粹是诗歌中的客体，海亚姆还将主客进行过置换：

我的嘴唇贪婪地贴在酒罐的唇上，
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方。
酒罐贴在我的唇边，悄悄对我说道：
“你我同病相怜，快来共度片刻时光。”

海亚姆素被称为“波斯李白”，但他更像“波斯陶渊明”。陶渊明有诗“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酒在字面上成为消愁之物，然而在诗句呈现的精神内核中，海亚姆和陶渊明都已将酒作为自我的化身。当我们理解了酒在《鲁拜集》中的复杂含义之后，再回顾开篇的那首诗中的酒壶，就不得不为之惊叹了。海亚姆已经超越了“少女”到“酒壶”的基本隐喻，将传统与个人，生命与死亡浓缩在四行诗中，浓缩在一个意象之中，这是一首伟大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