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入门：历史者鲁迅。无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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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这个最优先的形式问题开始研究：为什么是日记？不论研究者们已阐释得多么完备，我觉得仍有再阐释的前方。诚然，日记体小说并非新鲜，哪怕日记作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也似乎只是文体的偶然性。更何况，《狂人日记》的发生学之源，鲁迅已说是二叶亭四迷所译的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文体与题目便更无原创性可言了。

“日记”在《狂人日记》中自有其形式的自洽，这是无可置疑的。第一人称的主体越真实，结构上便越反讽。“日记”与《野草》的“我梦见……”一样，都是疯癫话语的优质容器，然而之后似无更深刻的东西。

我想讨论的是一个未闭合的《狂人日记》，这并不是说要回到《狂人日记》生产之前，去讨论明治鲁迅的前写作过程；而是认为，“未闭合”应是《狂人日记》最自觉的存在状态。我的方法是拓扑学的变形。

1907年，明治鲁迅的末期，鲁迅完成了四篇文言长论文，之一便是《人之历史》，以进化论讲述物种及人的演化，具有思想绍介的性质。这思想绍介在《狂人日记》中的再出现，就是被夏志清误判为“说教感”的东西：

凡脊椎动物之始为鱼类，见地质学上太古代之僦罗纪，继为迭逢纪之蛙鱼，为石墨纪之两栖，为二叠纪之爬虫，及中古代之哺乳动物，递近古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 降而能语，是谓之人，此皆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所明证者也。（《坟·人之历史》）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狂人日记》）

狂人的进化论自然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精确，但的确是狂人在“吃人”命题之后给出的最重要的命题，也就是要做“真的人”。《狂人日记》包含着对十年前《人之历史》的重写，“日记”即一种历史，“狂人”是在人之前加一个戏剧化的定语“狂”，达尔文式的“人的历史”就变形为李白-果戈里-二叶亭四迷式的“狂人日记”。整体的“人的历史”与个体的“人的日记”看似对峙，其实讨论的都是同样的“真的人”的问题。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鲁迅对“历史”是怀疑的，以为是“帝王将相的家书”，是伪历史，是白日的，文言的、宏观的历史；而“日记”（野史）才是真历史，是黑夜的、白话的、微观的历史。对于“历史”，鲁迅比其他历史学家更敏感，“历史者鲁迅”与“文学者鲁迅”同等强烈，她渴望真的历史书写（“日记”写作）。她自己虽勤写日记（自1912年写到去世的前一日），但《鲁迅日记》恰与《狂人日记》构成矛盾的两极，前者是文言的白日的（理智，野蛮而麻木），正是“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白日的真，不是黑夜的真（其中有个人写作与公共写作的差异问题）。

《中国小说史略》（包括汉文学史纲，以及计划中的字体变迁史）首先应当被视作历史写作，观照着当时处于黑夜中的小说史，但这远不是鲁迅自己的“狂人日记”。

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准风月谈·晨凉漫记》)

鲁迅的史传欲望，最终在文学中释放，真正的“鲁迅日记”在她的文学中（这时“历史者”与“文学者”合一），尤其是杂文（学者便视为“人史”），这个她最在意的、最费去心力的庞大文本系统，才是她诗史上的狂人日记。人的本质未尝不是历史的本质，无限之人未尝不是无限之历史。启蒙者鲁迅对于人的宣判，未尝不是历史者鲁迅对于历史的宣判。然而更本质上，启蒙者鲁迅是以历史者鲁迅为前提的，她将历史作为当下，才具有真的启蒙的可能。

以“历史者”去考察迅的写作，是维度的丰富。《呐喊》《彷徨》具有历史隐喻意义，《朝花夕拾》《野草》具有历史本体意义，而《故事新编》是对故事（历史）的后现代考量，对历史的戏谑也是对自身的戏谑，她对自身融进现代史（对她而言，即当代史）做出了回应。

2

我想再讨论“狂人”之“狂”为何可以被省略。

我也是人， 他们想要吃我了！

“我也是人”是《狂人日记》的本质句，意义先于“救救孩子”（虽伟大且当哭，但“救救孩子”悬念于尾，是《药》的花圈与乌鸦的媾和体，未解决的精神意象，无答案的鲁迅命题）。狂人以直觉（伪逻辑伪演绎），发现一切人的“人”本质，以及一切关系的“吃”本质。

狂人最先看见“人”，次之才是“吃”。（若原文颠倒：“他们要吃我了，我也是人！”则力大衰。）“人-吃”是知觉顺序，然后才表述为“吃-人”的逻辑（语法）顺序。狂人从未命名中自我命名为“人”，是作为“吃”之靶的被动确认。不被“吃”，则无法自我确认为“人”，当“人”被澄明的一刻，便已排入筵宴。自我不首先宣告“吃”与俎，便无法宣告“人”，“人”便在未命名中俟待，“人”的主体性的虚妄正在于此——“人”只能是一种永远被“吃”的终极之物，以“吃”为光明照见自身。

鲁迅之前，中国没有语言赤裸地宣称“我（也）是人”，“人”作为前提（天地人）天然成立，不需证明，反而要被克服为非人（贤圣祖宗仙佛神鬼……其中鬼作为人的最原始最在地的他者，尤其被鲁迅所关注）。尽管人是中心，但只是作为起点的中心，而非终点的中心，人必然被定语悬置，李太白作为最强力的自我宣告者，说“我本楚狂人”，“人”在五个字里音响最小，“楚狂人”作为典故也被省略为“楚狂”，定语回荡。

狂人学史对作为定语的“狂”的过度讨论便遮蔽了中心语“人”，“狂人”命名的幽微之处，不在“狂”，而在“人”，是对“人”作为目的的肯定，是过去不可能存在的自我。人痊愈后，将日记名拟为《狂人日记》，这种追认，看似又将“人”回置于定语之下（正如小说的“文言-白话”结构，也是变形的定中结构），实则有复杂的对于“人”的暗刻。而这追认，自然是作为真正作者的鲁迅的先在赋名。

无论是先在赋名，还是后在追认，都克服了其作为小说结构的方法，而夹逼出不作为作者的周树人此在的生存状态——这时，“狂人”成为她自叙的意象，二者只有在一种情况中相等，那就是二者作为永远在场的无限之人，此意义，才能追加于“人”作为永远被“吃”的终极之物的意义之旁——

“吃人”的方法，在于使被吃者精神自戕，狂人既拒绝自戕，也拒绝再回到吃人者之中，这种双重拒绝，造成狂人的永远在场。狂人的痊愈使“狂人的永远在场”变成“永远在场”，这无主体的“永远在场”询唤的主体，是过去者与未来者，是树人、读者、孩子……皆在内的无限之人。

3

读者对“狂”的过度关注，也并非无意义。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十几亿人使用的规范汉语，是狂人的语言，这是国家机器和我们个体都没料到的。《狂人日记》为现代白话注入疯狂，而我以为现代白话的光荣就在于此。白话新文学已过一百年，除了《狂人日记》，还没有其他文本可以上升到语言本体论。我们看似很正常地用着普通话，其实结构中隐藏着疯狂，狂人将它埋进我们的语言基因，一旦使用现代白话，我们都有醒觉的可能。

《狂人日记》的小序是文言，正文是白话，“文言-白话”的双结构，正是千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存在状态。与其将《狂人日记》的双结构解释为否定性的反讽，不如解释为对自身双重性的自白：它既是白话小说，也是文言小说；既作为第一篇白话小说为人铭记，也作为最后一篇文言小说为人遗忘。《狂人日记》文言部分的最后一句，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言文学的最后一句，“七年四月二日识。”，恰以文言的方式宣告了自身的死亡日期，1918年4月2日，在这一日之后的一切文言文学，都将是一种已死之物的幽灵。那么，中国白话文学的第一句，也是《狂人日记》白话部分的第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作为永恒的孤绝的谜语出场，以白话的方式宣告自身的诞生。在这一晚之前的一切白话文学，都将是这已生之物的漫长的序言。

狂人本质上是语言的存在，也就是，他的话语先于他。他不说话，他就不存在。狂人对于“吃人”的发现，是在语言层面上操作的，他没有在物的层面见证吃人，而是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发现“吃人”。徐锡麟事件，狼子村吃恶人，历史书，食人典故，哥哥教做论，割肉疗亲……这些全都是狂人听说的，或者书上看来的，都处于“语言”的能指系统，而狂人斩断了原有的所指，将所指重新定义到“吃人”。

狂人在现实中所感受到的威胁，使狂人处在一种不确定中，狂人只有借助语言符号系统，才能够确定自己的存在，尽管这种确定，是要否定自己，是要使自己被吃。在否定中肯定自己，也是现代主体所必然经历的失落。

狂人不仅否定自己，也否定他所借助的语言系统本身。过去的符号系统（仁义道德）是虚假的，值得怀疑的。狂人对符号进行了新的阐释（吃人），重建了一个符号系统。但这个系统就不值得怀疑吗？文本中狂人没有怀疑，但鲁迅是怀疑的，并且从“救救孩子”之中显露了出来。

狂人从语言上体会到真理，并非从现实中实证出来。“吃人”是一种换词游戏。其实语言本质上也是游戏，翻开字典就可以看到能指的无限滑动，就像是无限进行的丢手绢游戏。

《狂人日记》的历史性，不仅在于讨论人的历史，讨论“真的人”，也在于讨论语言的历史。《狂人日记》并非在使用白话，而是在讨论白话，“真的白话”。探溯人的因果，乃至语言的因果，是新的语言游戏必然的自证行动。

吃人：历史者鲁迅的想象力。

2021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