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和猫》《狗·猫·鼠》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兔和猫》虽在《呐喊》集里，却近散文，倘放入《朝花夕拾》，也不无不妥，其后一篇《鸭的喜剧》大概也是这样。鲁迅有小说似散文，有散文似杂文，有杂文而似散文与小说者，所以不拘按一定的文体去看它们，这不多说。

《兔和猫》里，黑猫是害了白兔（这颜色的对比也很有趣），虽则文中没有明言，但几乎可以这样定案。黑猫施害，白兔受害，两者都是动物，这本没有太大的问题，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是当然的丛林法则，不容置喙。然而白兔之死发生在人的社会中，却偏偏要被人置喙了，这就是《兔和猫》。便不乏各类旁观者，不单人类，动物也列于其中，如小狗 S，是麻木的旁观者，连同那类打扫大槐树下“膏于鹰吻”的鸽子的毛的“长班”，虽然不“咬”，但是却也没有“叫”一声。三太太则相反，她是反抗的旁观者，然而既已反抗，倒未完全旁观。“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的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这便是她那种干预式的反抗。母亲是“修善”的旁观者，以这种反抗为“麻烦”，颇有佛家的慈悲与超然，质问“我”的虐猫，也是这类善心。“我”则是反思的旁观者，“总觉得凄凉”，然而也有反抗，但异于三太太，不是在行动上发展了爱，而是在行动上发展了恨。然而无论怎样地旁观，到底都归于虚妄，既然造物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三太太干预的“造”，“我”虐待的“毁”，无非都是帮造物的忙。

在“动物保护主义”有点流行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做三太太。在闲空中匀分母兔的奶，总在力所能及之内。这种举手之劳，在宠物身上便听之任之吧，但在野生动物，却就变成“麻烦”了。常常听说过度保护，以至于生态崩坏，那时三太太就成了罪人，我们大概都已知道了这种罪，这当然很进步，于是大家也都喜欢修善。

古人的逻辑不这样，古时候“人权”还不怎么有，更何况“动物权”了。也许三太太并不少，但都不见诸文字，所以在好事者眼里，中国历来的文学，责之以“人类中心主义”，是没错了。四书五经里的家畜出场便做了牺牲，即使“不忍其觳觫”，终究只是把牛换成了羊，这种替代的安慰法，现在也常见，猪肉是随便吃的，但一吃狗肉，便有许多人“不忍其觳觫”；《山海经》里的异兽排列下来，分明就是一份食谱；《列》《庄》里的鹏雀全是寓言；《诗经》以及唐诗宋词，鸟兽虫鱼都是兴寄；《聊斋》里的狐狸明明已经修炼成精，却还要披着一张人皮；《红楼梦》的宝玉哭丫鬟金钏，已经是顽劣不堪了，哭了猫狗那还了得。也不是没有例外，伯乐就哭过马，但总有一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骚人气；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动物分明就没有干系；佛家虽然吃斋，有“杀戒”，恐怕还是怕中了因果，所以母亲只是一味“修善”；墨家虽然“兼爱”，道家虽然“物我两忘”，但该吃的肉一样不少，并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小狗 S 于自己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所以麻木了。这样一路细细看下来，那《兔和猫》里的三太太，就仿佛是一个奇迹。

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时“人类”的概念未必有，只有“主子”和“奴才”，又何来“中心”呢？但这辩解又做了有心人的口实：“人与人”的问题尚未解决，大谈“人与动物”又何其太远呢？

然而这诘问拿入《兔与猫》，就未必不显得可笑。“我”悲凉于人的麻木，大的麻木，“与”什么，不过次之，不论远近，总是一个麻木而已，特别要“与”动物，那就“与”动物的麻木吧。然而惊醒于这“麻木”的铁屋，所感到的就只有虚妄，所以“我”虐待猫，倒不在猫是动物，而在复仇的快意，比起“无所容心于其间”的麻木来，不那么空虚罢了。在今天，就要被人骂为“丧心病狂”的，至少，也是“毫无同情心”，但既然鲁迅是伟人，也就忽略了。

但鲁迅自己对此有说法，这就是《狗·猫·鼠》。鲁迅真是聪明，拿童年来说事，很懂得人们怜爱“幼小动物”的心理，虐猫之罪就更可以忽略，况且鲁迅已经改变态度了呢？——“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鲁迅向来主张“落水狗”该打，然而这时却已经大悟了。

对于孩子，鲁迅真有很大的希望。凡写小动物，无不写到孩子，《兔和猫》里的一对白兔，劈头便讲是三太太买给她的孩子们看的，《鸭的喜剧》里看小蝌蚪的，也还是一群孩子，凡写孩子，又常写动物，闰土的刺猹捕鸟，在《故乡》里，全不觉得残忍，“孺子牛”恐怕爱意最终多于自嘲，《狗·猫·鼠》里爱着隐鼠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孩子与动物，是真和谐，爱就爱，恨就恨，无所谓“人禽之辨”，简单直接，全无机心，而成人的世界，免不了将“迎娶仪仗”当作“性交的广告”，或者划分出一道“伟大”的界限来。所以鲁迅写《朝花夕拾》，自有道理。然而孩子终究长大了，这就是《兔和猫》里的“我”，他终于知道有一个造物，并且觉得“造物太胡闹”，“不能不反抗”了。在反抗之前的“凄凉”，很有些像日本的“物哀”，小泉八云的《怪谭》里，就收了这样一个日本故事：武士庭院里的樱树枯死，于是武士便切腹于树下，以命易命，那樱树就重新开花了。日本人爱樱是很闻名的，这故事却和“卫懿公爱鹤”一类毫不相干，也不似“舍身饲虎”那般明悟于道，只是个“凄凉”，以命易命，一造一毁，也还是“太滥”了，鲁迅的讲“韧性”，也在于此吧。

但鲁迅对于自己，又过于绝望，把人与动物的和谐，全寄于没有成心的孩子，这几乎不理性，却可说感性得近乎冷酷，“救救孩子”的话，在这里又显出另一番沉重。童话诗人爱罗先珂似乎就是那被救的孩子，而他终于离开，而蝌蚪也终于被鸭吃掉，颇像动物的“生死场”。万生园猴子翻筋斗，就在于它有“多余的聪明”，被人所鉴赏，但人是无所不可以鉴赏的，不单单对动物，这才最可恶。唯有脱离鉴赏的成分，或爱或恨，各各有理，动物虽有被爱之权利，也有被恨之权利，我们已大谈了“爱”，便该去认识认识那“恨”。其实在动物与神之间，偏偏多出一个“人”来，来反思自己“多出”的事，就非常不可解。靠近神还是靠近动物，这无法绝对，要之，无非是在“油鸡”与“叭儿狗”之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