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阁寺》的诗性质素

《金阁寺》的诗性质素

摘要：在《金阁寺》所构筑的怪异美学世界中，我们无法规避其中的诗性质素，它几乎成为一种基本粒子与结晶隐匿和闪现于通部小说。本篇无意于条分缕析，只笼括为主题及形式二方面略述大概。主题中的诗性质素，是在美与丑、善与恶、精神与肉体、毁灭与拯救等多重主题下，以矛盾、含混、隐喻、张力、倒错等完成小说的美感告白；形式中的诗性质素，是在小说叙事和修辞中，以唯美浪漫的诗歌想象力与读者的美学经验进行高维度的连接。此外，本篇又语及其先天条件与意义，聊作三岛文学之管窥。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金阁寺》；诗性；主题；形式

引言

日本并不以诗歌著称，三岛由纪夫也并不以诗歌成名。三岛由纪夫的文学生涯尽管自诗起步，却未能贯穿。“在日本这种缺乏韵律的国度，有诗才的作家无法从口语文写的现代诗中得到满足，于是转行成小说家，……在日本称为作家、小说家的人里头，多的是纯粹的诗人。”^[1] 三岛果然理应是其砥柱。秉持日本文学只能最适合短篇小说的态度，他所追求的真正的长篇小说，是同时具备男性的理智世界和女性的情思世界，或者，是日本古典精神与他所崇拜的希腊古典精神的结合，而在缺乏男性气质的家庭中成长的三岛由纪夫的对于这些先天缺陷的克服，正依靠其肉体能量的持续，于是，精神与肉体就在这个奇妙的时刻相遇了，这种独特的相遇难以在其他作家处发现，也先在地堆积成他文学中独特的诗性的土壤。日本古典主义的物哀之美如星光般在三岛的文学世界中闪耀了，而其广阔的星空，正是黑暗、残酷、阳刚与暴烈，他的文学有着不输于他自身的复杂度，二者都无法被定义。

1956 年，《金阁寺》面世即蜚声日本文坛，“这是三岛文学的最高水平，三岛美学的集大成。”“《金阁寺》在战后文学史的潮流中，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任务。”^[2]（奥野健男语），这正是评论家在战后日本非文学性的气候中，所期望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伦理性和思想性的超越，似乎注定无法摆脱它的诗性的质素——这些无法分解的，独立又担任这部中长篇作品所构筑的怪异美学世界的基础的，姑且称之为质素——而本文管窥蠡测的必要性，在于即使这个美学世界如此脱离于社会存在，我们却仍然不愿意放弃它的现实意义，似乎艺术本身就代表了艺术家眼中的政治，评论家探赜索隐，欲想寻求跨越两者的逻辑，不过得到另一个“假面自白”。至于时下将对美与死的极端追求同最终的殉道结合，尽管始终有其合理性，但深刻的文学无疑被浅化为将文学本身作为背景，作者作为演员的文学了。

主题中的诗性质素

《金阁寺》取材于当时著名的新闻事件：金阁寺被它的年轻僧徒林养贤纵火烧毁了，三岛摘取了那个“对美的恨”的动机，“通过虚构这种处于所有文学创作中心地位的手法，作者在他（即沟口的原型林养贤）身上不仅注入了一部分让作者能够理解并重建人物的敏感性，而且还赋予人物以诗人的特权，即言说和调整所感之事的才能。总之，这部现实主义小说是一支歌。”^[3] 在这一过程，三岛完全运用他自身的气质，而且，我以为，这种气质是诗的，小说建构的也正是三岛自身的观念美的世界。

沟口讲给我们听记忆中的金阁是如何完美，金阁变为一种普遍的金阁，是纯粹感觉上的事实，是美的代名词。但“现实不等我的参与，早就赋予了。”^[4] 金阁的美与沟口的残疾丑陋，变成被赋予的无可调和的对立，随着在意识中不断将自己夸大，沟口拒绝被金阁的美同化，否则，他连同自身的残缺都不再有任何价值，而绝对的对立的刺激越来越严重，构成金阁的对沟口人生的遮隔，所谓遮隔，在保护之外，其实更多的是阻碍和毒害，它将沟口眼前女子肉体的闪光变成了豪华的黑暗，沟口无法“一方面这只手去触摸永远，一方面那只手指去触摸人生”（第 77 页），只能在每次对欲望的尝试和向人生的回归中落荒而逃。

沟口与柏木的接近，是转向哲学寻求解决的过程，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诗学：柏木是从内面来观察丑陋的，它和美都能还原为同一种纯粹，完美既然可以是丑陋而可怕的，而令残废者自卑的又怎能不将使其强大呢？一切在于认识的转变。美与丑，善与恶，远比相对称的关系微妙，观察者与被观察事物之间的相互混淆和依赖，除了诗性之外，可有其他能完美解释这种朦胧与含混？三岛曾在《假面自白》的开篇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5] 而数年后的《金阁寺》给出惊世骇俗的回答：“美的景色是地狱啊”（第 72 页）“你不觉得我们突然变得残暴，就是在这样的一瞬间吗？——譬如就在这样晴朗的春天的下午，就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茫然地望着透过叶隙筛下来的阳光嬉戏的一瞬间吗？”（第 64 页）美丑、善恶就如此轻易地倒错了，就像修辞上随意玩弄的一个小小的诗意的变形，一种陌生化，蝴蝶效应般引起读者的震惊。

压制最终让位于狂暴，沟口的心理变化最后由认识走向了行动，在毁灭金阁的美中冲破了自身的孤独，而三岛说：“所有的日本英雄都失败了，他们全都遭遇了可悲的失败。”^[6] 我理解他隐含的话语：这是一种高贵的失败。这些英雄中是否有着沟口的身影？打算与金阁同归于尽的沟口最后放弃自杀，似乎已经暗示：毁灭和拯救其实是不能兼容的两个过程，这恰恰是精神自我与肉体自我的分裂。这种分裂奠定了小说中的死亡美学与身体诗学。在同父亲的遗容告别时，沟口感觉“遗容是从活着的脸所具有的存在表面无限地陷落……精神就是这样通过死变成了物质。”（第 20 页）而另一处的死亡，鹤川的肉体被卡车辗轧，通过化学反应般瞬间的冲突，精神上的生才能和死化合。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张力，已隐然成为对美的讨论之后的第二重主题。

三次插入“南泉斩猫”公案也耐人寻味，在禅师处，“猫”是自我的迷妄，是妄念妄想的根源，在柏木处，“猫原来就是美的凝聚体”，“美的根是不会断绝的，即使猫死了，也许猫的美还没有死呢。”（第 89 页）猫和金阁一般，和有为子，和尺八音乐，和蔷薇，和究竟顶上的凤凰，和雪一般，构成美的永恒性和瞬间性的交响，构成美的多重诗性隐喻。“猫”一旦成为实相，斩或不斩，南泉的“杀人刀”或赵州的“活人剑”，都无法确定，这似乎是美的存在的矛盾，又映射为小说自身的矛盾，一方面《金阁寺》是如此强烈地想要面对读者，如同沟口旁敲侧击地将烧毁金阁的计划暗示给鞠子，仍然渴望被人理解，一方面三岛和沟口都在重复着“不被人所理解才是我存在的理由。”^[7] 这种矛盾正如诗歌的存在的矛盾，是最彻底的放弃和最深沉的期待的结合。小说就在纠缠的矛盾中蠕动，这时，一切已然并非小说的本事所规定的了，如果说，三岛的创作动机是“探究寺僧纵火的犯罪动机”和剖析寺僧“走向毁灭道路的心理历程的话”^[8]，那么小说最后达及的已经远远将之超越，它成为了一次对美本身的纯粹的观察，纯粹到它观察的目光几乎将美驱散，作为犯罪事件的焦点的林养贤，在化身沟口后，渐渐成为矛盾的一个替手，一个为美牺牲的隐喻，像南泉斩猫般，人物就这样被无足轻重地斩掉了。

故事本身并非三岛的特长，尽管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作家。当故事达到极致的哲学与美学，其中的诗性质素，就时刻将读者投入“理性的酩酊”^[9]中——这本是三岛对泉镜花的概括，也正如泉镜花，三岛的小说所“追求的既非人物性格，也非事件本身，而是作者自己的一种美感告白。”^[10]

形式中的诗性质素

我们也许更能找到三岛由纪夫小说形式中相对于诗歌的同质性因素：它的文字几乎都是诗歌动机的舒张，繁盛而唯美的文字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抒情文本，而非小说语言。这里并非指在一般文艺小说中泛滥的平庸的诗意，而是指其文字无可替代的精准与无从形容的朦胧，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诗意，“它永远不能被归结为表达一种思想，也不能被翻译为其他词语。”^[11] 有为子在金刚院身亡的夜晚，金刚院的“御堂、游廊，还有支撑木架经过风吹雨淋，特别洁净清白，活像是白骨似的”（第 11 页）；同样，初访金阁寺归来的夜晚，“我感到父亲瘦骨嶙峋的手压在我肩膀上的分量。当我把视线落在这肩膀上时，由于月光的关系，我看到父亲的手正在变成白骨。”（第 18 页）“白骨”的令人震惊的准确性，让我们感觉只需要轻微的触碰，小说的整个世界便会自动显现。结晶般高度凝缩的意象，以及具有强烈的张力的文字，唯有在诗歌文本中才出现，而在这部小说里竟然俯拾即得。

三岛曾引用狄伯德的话语，将小说的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读者”，一类是“精读读者”，“普通读者对于小说是有什么就读什么，他们不会追随兴趣一词可能涵盖的任何内在或外在要素……精读读者乃是小说世界因他而存在的人，他并不把文学当成短暂的消遣，而是当成目的本身。他是小说世界的居民。”^[12] 精英主义的三岛自身是精读读者，他所期待的，这部小说所为之敞开的，也是精读读者。普通读者与精读读者的经验结构的不同，在于前者匮乏最上层的诗性经验，而这正是三岛文学与读者经验发生关系的主要维度。在三岛笔下，柏木会对沟口说：“从你的嘴里听到这番话，我也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认识光圈了。”（第 134 页）在日常对话中，只有“重新调整自己的认识”这样的表达，三岛画蛇添足般于其后加上“光圈”，来完成小说语言的修辞变形，正是三岛通篇可见的自信。“光圈”就是三岛为他文学世界的居民所制造的小金阁，还有无数的小金阁，与《金阁寺》这个大金阁无限地呼应。我也很难忘却这样的一幕：沟口在美国兵的威胁下踩踏孕妇的腹部，最后导致了流产。在美国兵“踩呀！踩下去啊！”的命令的语调中，在女人的呻吟中，那腹部变成春泥一般柔软的物体，沟口“再踩时，第一次踩下去的不舒服的感觉，竟变成了一种勃发的喜悦”（第 48 页），这种罪恶的闪光，在读者中激起的，不是平常的道德反应，而是一种美学反应，一种诗性反应，仿佛我们也在认同那个行恶的“甜美的核心”（同前），只有这种反应，才能让小说叙述变得有效。

我们不妨再借用瓦莱里的看法：如果一种“可感知的形式凭借它自己的效果而获得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进入的是诗的世界”。^[13] 在沟口对他老师嫖色的想象中，“女人被他的桃红色粘糕似的躯体紧紧拥抱，不知会作何感想？也许她会觉得这桃红色的柔软肉体一直连到世界的尽头，犹如被埋在肉的坟墓里。”（第 42 页）以此可以感受三岛小说的“可感知的形式”（即文本文字）获得“重要性”（即向诗的跨越）所凭借的效果，其中包括词语的绝妙的对称：“桃红色粘糕似的躯体”与“肉的坟墓”，“紧紧拥抱”与“埋”，另外，“一直连到世界的尽头”的喻体为“被埋在肉的坟墓里”，世界尽头的广阔无限与坟墓的狭小逼仄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却轻描淡写地被隐藏在词语的对称形成的双重比喻中。在这样复杂精巧的修辞结构中，文本获得了自足，它似乎不再只服务于小说的需要，小说的语言如散步，“瞄准一个特定的对象”；而诗性的语言如舞蹈，“它也许是一个行为体系，但这些行为的目的在其自身”。^[14] 我们已能够感知它自身的“重要性”。但自足和独立并非随意和孤立，“桃红色的粘糕”正是对老师肥胖、红润、油腻的肉体的绝佳形容，“肉的坟墓”恰符合敏感忧郁的沟口被死亡所震惊后的诡异想像，尽管三岛文字的多重修辞如语言之潮，但都奇迹般地涨落于同一片海中，并没有将统一的文字世界，分化为各种不同的想像的领域，使小说支离破碎。所以这种诗性质素，仍然未脱离我们的讨论，它还是小说自身的。

另外，当我们细致地讨论文字形式时，我们无法规避翻译的问题，特别是，当翻译已经直接成为我们接近对象的必然通道，这种影响，在上一节讨论主题时还是间接的。限于条件，我们只能在此问题上做些让步与牺牲，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翻译有着几乎与创作等同的主观性，它必然会对原作造成变形，只不过这种变形是色度上的，对原作进行了红移或者蓝移，增加或减少了某些颜色，但我们所观察的结构和图案得到了有效的保留，当我们发现小说叙事与诗性想象力之间的连接时，就有希望使我们的讨论尽管分布着瑕疵但还不至于无法趋于稳定。

结语

“继承古典文学最多特质的作品，成功的希望也最大”^[15]，这是三岛自身的追求，如果我们继续探寻，不难发现三岛已使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两种诗性质素已难以相互剥离，“死亡的回忆”和“幻觉的难题”是“我最基本的主旨，也是我关于文学的最本质上的浪漫主义观念。”^[16] 三岛是通过浪漫主义完成古典与现代的杂糅的，而杂糅后的诗性，或许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这需要另一番讨论了，不过欣赏过细江英公《蔷薇刑》的人也许对此有所理解，口咬蔷薇的三岛，似乎整张脸就要反过来被蔷薇吞没，而形成对比的，是蔷薇本身柔美脆弱的古典特质，与三岛充满生命力的眼神与肌肉中的现代气息。在细江英公的镜头语言下，本是黑白的特写，却透露着独特的华丽，这是一种封闭的孤独状态的华丽，这种浪漫主义在《金阁寺》中岂非已经淋漓尽致，而三岛对于蔷薇的偏爱，在小说中也引人注目：“如果人能够把其精神的内侧与肉体的内侧当做蔷薇的花瓣，柔顺地反过来卷过去，让它暴露在日光和五月的微风中……”（第 36 页）原来精神与肉体的“蔷薇刑”早已有所预计，蔷薇花瓣的翻动，是否就是生与死的反卷？而《金阁寺》，是否就是其中一瓣呢？

不过，《金阁寺》中密集的诗性质素也自有其弊端，它扭结出大量难以平整的语言的绳结，“理性的酩酊”的负面也是“阅读的眩晕”。然而如果没有极端的个性，这样的《金阁寺》又将偏于平庸和讨好了。

诗性最终是形式上的概念，无法对内容形成过强的约束，在丰饶的诗意下，三岛文学内容的为人所指责从未休止，从右翼意识形态使其作品在中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沦为“供批判用”^[17]，到对伦理的反叛至今“不应属于未成年的鉴赏”^[18]，“三岛由纪夫现象”的争议何其纷然，而透析也非在一时半刻，柏木的观念也许天然地为我们准备了其中一条蹊径：一切在于认识的转变，从诗性这个三岛文学的内面来把握其文学结构，或可补偿其艺术与现实的裂变。